叔丁

“妈妈，快来帮我拍个照！”听到女儿喊我。进了她房间，见女儿转了个圈，一脸得意。她身上穿着酒红色的新连衣裙，得体的剪裁恰好突显出青春的娇俏腰肢和姣好容颜。“难道是你自己缝的吗？”我有点儿不敢相信。女儿笑着点头。

女儿自从在庭院市场上花四十块钱淘了台二手缝纫机，就开创了她的缝纫小作坊，钱包、手机套、钥匙链，最近还缝制过几个好看的布口罩。多是些中看不中用的工艺品，做真正实用的衣裙这还是头一遭，何况还是颇费功夫剪裁缝制的连衣裙。

“视频给姥姥看看，她一定喜欢。你跟姥姥一样手巧会缝衣服。”我脱口而出。母亲会剪裁缝制衣服，手特别巧，不像我缝个裤脚儿都费劲。女儿看来传承了她的基因。

女儿摆拍展示连衣裙的动作僵了一下，脸上的笑也渐渐消失。我也蓦然明白过来，母亲已经不在了。

春节后的一天，我们照常和母亲视频，她看着很累。这次她没坐着，没吃小黄鱼，也没吃蘸酱的小黄瓜和苦苣。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母亲忽然说：

“该到站了，我也该下车了。”

不知她是在说给视频前的两个哥哥和我听，还是说给自己听。她的声音很小，语气很慢。我有些恍惚了，这声音真是出于母亲的口吗？母亲的声音在我记忆中永远洪亮，当面听到会让我觉得太吵，打电话我得把电话拉离耳朵远一点儿。母亲的语气永远自信坚定，那种不可反驳让我小时候常觉无奈，长大后觉得可气又好笑。

只是我听到这句话时并没想到，这竟是我听到的母亲最后一句话。她是知道自己到站了的。以前总听人说，将要离世的人是自知的，还会梦见逝去的亲人，我都不以为然。母亲临走前梦见父亲，还梦见大姨说要来看她。

母亲自新年伊始，在医院住了整整一个多月，在春节过后不久就走了。许久，我都不太习惯这个事实。母亲一直身体健朗，很少得病，我不能相信她竟然就这么走了。

我与母亲离得很远，上大学时隔了十几个小时的火车，来加拿大后就隔了十几个小时的飞机。其实，即使我中学还住在父母家中，我依然觉得母亲离我远。父母中年得女，我青春期叛逆之时，正是母亲的更年期。

我不像母亲，从小我就知道。我的眼睛大，我的声音小，我个性内敛羞涩。我喜欢画画、写毛笔字、吹箫、背唐诗、写作文。这每一样都来自父亲。每每跟父亲一起说着和做着这些，母亲都插不进话，那时候我觉得母亲离我最远。

在我的中学时代，母亲于我有两个身份。除了是母亲，她还是我的老师。有一个做老师的母亲是什么感觉？就是把你的老师请回家，每天板着脸监督你，教育你。

老师上课前班长要喊一声：“起立！”然后老师会说：“同学们好！”我们就会一起扯着嗓子或者没精打采地回答：“老师好！”哪一种回答完全取决于当时的心情，就是青春期少男少女多变的心情。母亲是一位不苟言笑的老师，她认为必须这样才能在学生中树立威信。每次听完我们喊“老师好”之后，母亲都会巡视每个人，然后严肃地点一下头，示意大家坐下。这个刻意表现出来的尊严脸谱总让我尴尬无比，不敢直视。

我在写作中一直小心绕过“母亲”这个话题，羡慕可以写出慈母散文的人。只是，母亲留给我的慈祥记忆模糊不清，似乎只有儿时那次我重病。

大概我四、五岁，因感冒发烧，头昏沉沉的，几天没好好吃东西。母亲端着一碗我最爱吃的炒鸡蛋喂我，我却提不起精神。那时候我们还住在有一张大炕的老房子，母亲上了炕，笑着逗着我：“你吃啊，吃啊……”那种语气与母亲日常严厉的语气很是违和。也许就是这种违和，让这个画面一直印在我不多的儿时记忆中。

母亲在外祖家中就能干。大姨嫁得早，老姨还小，舅舅们要读书。家里大半的活儿就落在母亲身上，她手脚麻利，家里的事儿都料理得妥帖。后来终于争取到上学读书的机会，读了师范当了老师，白天工作，晚上带孩子料理家务两不耽误。

母亲年轻时候专门学过裁缝。我们小时候的衣服都是母亲缝制，还经常有母亲的同事朋友求她做衣服。这点上，我也毫无悬念地没有得到母亲的遗传，快上大学了，连缝一个被罩都七扭八拐的。我又很自以为是，高中时候大包大揽地要为班里一个活动做手工纸花的装饰。结果做不出来，只好求助于母亲，心里百般不情愿。

母亲性情爽朗，声音洪亮，快人快语。而我从小怯懦爱哭，大了更是羞涩不敢人前多话。母亲身体特别健硕，年轻时候喜欢爬山采榛子，即使后来八十几岁还可以长距离健步。而我小时候虽算不上是病秧子，也是一个羸弱书生。

定居加拿大后不久，女儿不期而来。母亲在电话里得知我怀孕的消息，并没给我所期待的惊喜与祝福。而是口气很阴沉，说你现在连工作都没有，生了孩子怎么办？一下子戳到我的痛处，将为人母的忐忑与对前途的不确定，让我很希望从母亲那里得到些许安慰。

现在的我能明白母亲当时的担忧。我一人离家，远在万里，她怕我因为生了孩子，完全捆绑了自己，退回到家庭的狭小天地。做为一生在工作、要强独立的母亲，她的观念里是不能认同全职家庭主妇的。我的中学时代是一个学习至上的时代。严厉的母亲一直严格看守我，每天不能看电视，不能谈恋爱，少跟思想不安分的同学交往。为了让我读书，不让我做一点儿家务，一日三餐都为我安排好。两个哥哥小时候都生火做饭，而我在上大学前，连炒个鸡蛋都先把鸡蛋放进锅里，才想起来要先放油，等锅热。

我一直以为自己没有一点儿像母亲，直到有一次，有个同学指着我的照片忽然说：“你越来越像张老师了！”我大吃一惊，可不是吗？颧骨和嘴巴，还有那个微笑。基因的影响不容忽视，即使在出生时没有彰显，也在岁月中慢慢雕琢。

女儿刚一岁时，儿子同女儿一样不期而来。母亲这次没再说什么。那时候因为怀孕容易疲惫，对女儿少了些耐心。想起母亲生养我们兄妹三人，还要上班工作，外加做家务，脾气大也能理解了。母亲和父亲那时候在加拿大探亲。每每我不耐烦女儿哭闹时，母亲就会抱走女儿说，她还小呢，要哄着。母亲变成了个慈祥的姥姥，而我似乎变成了当初母亲严厉的模样。

母亲最喜欢去果园摘苹果，女儿穿着粉红色的小风衣坐在姥姥怀里，旁边是一篮子又红又大的苹果。那个画面实在太美好。严厉的母亲，在女儿面前只有慈祥，她亏欠了我的笑脸都只多不少地还给了女儿。

后来儿子出生了。我开始上学读书，然后工作。我不清楚自己真的想出去读书工作，还是要回应母亲当初电话里那两句质疑。总之，我生了两个孩子，也读书工作了，我没有被困在家中。当儿子为我不允许他玩儿游戏而跟我怄气，女儿因为弹钢琴被我说哭的时候，我更加确信，母亲的严厉已经传承给了我。曾经发誓，一定不要成为母亲那样的严母的我，终于在不知不觉中晋级成功。

而母亲朝着反方向发展，变成了一个慈祥的外祖母。每次越洋电话里，母亲都会问起孩子们。最近两年，母亲记忆不太清晰了，所以每次都会问一样的问题：外孙女上大学了吗？外孙子上中学了吗？他们都长多高了？而轮到我，母亲才又转换回那个严师与严母的角色：工作忙不忙，要注意身体。

直到那天她说了那句：“我也该下车了。”母亲的最后一天，去卫生间后站不起来了，眼看着就不能生活自理。但也只限于最后一天，因为她一生刚强自立。

我与母亲离得更远了，已经不能用火车与飞机的小时来计算。虽然我的相貌越来越接近母亲，我对孩子的严苛也可以和母亲比肩，但我还是不确定我得到了母亲的传承。

但好在女儿继承了姥姥的缝纫巧手。姥姥会知道吧。传承，也许就是这样隔代延续下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