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时间的流逝，刚到农村时的那股新鲜感已开始慢慢地消失了。

每天一清早，大家都来到村里的场院，聚在一起，等待着队长派活。唯一有区别的就是随着农时的变化去干不同的农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虽然那时年复一年还说不上，但日复一日确是真的。

有时在闲暇的时候我也在思考，难道真的就这样一直在这里干下去吗？ 什么时候才能回去呢？回北京后会干什么工作呢？

我们上中学的五年里，每年都有一次学工劳动，时间2-3周，我们学校的定点工厂有针织总厂和半导体器件二厂。对比下来，觉得还是半导体器件二厂更有意思，因为在那里我还焊接组装过半导体收音机。真是没出息，那时的想象力也就这样了。上大学更是连想都没想过。也难怪，因为文革爆发后高考已中止了11年了，我们头脑中连高中毕业后经考试上大学这个概念都没有。

虽然当时已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但农村的消息还是比较闭塞的，主要来源还是靠报纸和广播。报纸只有到大队部去看，村里的广播则取决于广播员的心情，有时开有时不开。不过也无所谓的，那时的我们对外部的事情并不在意，在自己的小圈子中落得个逍遥自在。

殊不知外部的世界很精彩。1977年，刚刚复出的小平同志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作出于当年恢复高考的决定。同年10月12日，国务院正式宣布当年立即恢复高考。10月21日，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都以头号新闻发布了恢复高考的消息。

可悲的是，这一影响着祖国的命运和前途，足以改变人生轨迹的消息，我们当时居然不知道。

直到拿到报名材料可以开始报名了，我们才知道这一消息。但是具体的报名日期和如何报的名，包括什么时候填的志愿（是考试前还是考试后），真的是一点儿印象都没有。可见当时我们村的知青对这次高考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与我们相比，觉得老三届的知青更加珍惜这次来之不易的机会。

当时在农村，要是有明白人给我们指点一下该有多好呀。现在唯一能回忆起来的就是报的三个志愿，因为还为此纠结了好一段时间，看到那么多的学校和专业，脑袋都大了。有很多专业都不知道是干什么的。只是根据自己的平时爱好，又不想离开北京，选了无线电专业，而且都是在北京的学校，像北京邮电学院，北京工业学院，北京工业大学。什么要拉开档次啦，不同录取批次啦都没有考虑。

事后才知道，那年高考像我这样头脑简单的学生太多了，报这几个学校的无线电专业的考生扎堆了。以至于这些专业都可以优中选优地录取到很多高分的考生。后果是绝大部分报考这些专业的考生只能与这个专业无缘了，被调配到其它的学校和专业。因为填志愿表时有一项“服从调配”。

关于填报志愿，我们村老乡家的孩子更有趣，有一个平时负责出队部的板报，写写画画的，就报了美术学院；还有一个小伙子，比较强壮，平时总爱和我们比比劲，拜拜手腕的，就报了体育学院。由此可见，当时在村里，无论是知青，还是本地青年，对高考的了解还是知之甚少的。

报完名后，手头什么学习材料都没有，也不知道该如何复习。一点紧迫感都没有。每天还是照常地出工干活。

大概在11月下旬，村里通知我们，接上级指示，准备参加今年高考的知青有15天假，可以回家复习，不扣工分。

也就是回到家后，才开始认真地考虑起复习的事来。由于是十多年来第一次恢复高考，当时既没有考试大纲，也没有高考辅导资料，我们这些已经离开学校的考生也没有老师辅导复习。一切全凭自己。

根据考试安排。理科的考试一共有4门，政治，理化，数学，语文。那年的外语科目只有报考外语专业的才加考。扣除来回的时间，实际上可用于复习的只有12-13天了。只能集中在数理化上面了。我先把过去的课本找出来，大致过了了一遍，有选择地记记公式，做做习题。

对于语文和政治，只能是放弃了，因为一是范围太广，无规律可循，复习效率太低；二是时间有限。顺其自然吧。

看到这种情况，当中学老师的哥哥托他们学校的政治老师给我找来了一份政治题，就是手刻蜡纸油印的那种，一共只有三四页。有病乱投医，我如获至宝，因当时时间紧来不及细看，就小心地放进行李中收藏起来。

为了让我在考试时能掌握好时间，我老爸还把他的手表“借”给了我。

带着临阵磨枪的复习成果和家人的鼓励，我在考试前一天回到了村里。

那次高考的具体时间安排是，12月10日上午九点到十一点，考政治。那个年代什么都是政治挂帅，所以政治必定是第一门考。下午一点半到三点半考理化。12月11日上午九点到十一点考数学，下午一点半到三点半考语文。我们的考点在太师屯公社的中学，我们早上要走十几里的山路到那里。

12月10日的凌晨二点，我准时起床，浑身用厚棉被围好坐在床上，拿出我哥哥同事给我的政治复习题，我必须用出发前的几个小时尽可能多的背下来，那时不需要理解，只是应付考试，记忆保持几小时就够了。大概在五点半时，基本上背的差不多了。就下床打开炉子，煮了一锅面条，饱餐战饭。把考试用的东西清点整理好，七点前就出门了。那时天刚蒙蒙亮，和村里其它知青还有本村的青年们一起顶着刺骨的寒风向公社考点走去。

到达考点时，考生们都在中学门口集合，目测有几百人吧。然后统一进入考点，找到准考证上注明的考场后进去坐好。一个教室内有考生四五十人，一人一个桌子，虽然是分开的，但距离很近。

九点整考试准时开始，拿到试卷后，我先大致浏览了一遍。看后不禁心中暗暗惊喜，哥哥的同事真乃神人也。那几页的内容，粗略估计有60-70%的部分是有用的。有了这部分垫底，我的自信心爆棚，其它部分临场发挥的也不错，总之第一科的政治顺利考完，自我感觉良好。

接下来，下午的理化和第二天上午的数学，整体来说，难度不高，加上我这几科平时的基础还可以（这样说有点不太谦虚了），所以答得还算可以，属于正常发挥。至于政治和数理化具体考的什么，老实讲，真的是一点印象都没有了。

整个考试唯一的亮点应该是最后的一科语文。要知道，因为时间有限，语文方面我连一个字也没看呀，而且，因为我语文的基础不好，平时笨嘴拙舌的，又不愿动笔。

12月11日上午考完数学后，吃过午饭也没地方可去，就在公社中学的门口边休息边等待着下午的考试。这时还能看到有的考生正在背诵着”人有亡斧者，意其邻之子……”。如果前几门没考好，也就罢了，彻底断了念想。可偏偏前几门又考的比较理想，如果是因为语文一科失利而造成落榜，那可就后悔死了。当时的天气就够冷的了，可我的心啊，才更是拔凉拔凉的。

下午一点半前，怀着忐忑的心情走进考场。直到打开试卷前，状态还没有恢复。当打开试卷后，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揉了揉眼睛，再认真仔细地看了一次后，才敢确认这是真的。1977年北京高考的理科语文试卷，作文题目“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对的，只要求一篇作文，其它的如基础知识，阅读理解，文言文的翻译等等都没有。这可真是空前绝后呀。整个试卷非常简洁，除了姓名，报名号 和作文的题目及要求外，再无其它的内容，基本上就是一张白纸，印象中大概比A4纸略宽一些，差不多有三张A4那么长。看到这个题目后，我一扫低迷的心情，立马振奋起来。但我并没有立即动笔，而是先大致整理了一下思路，把我们这近一年的精彩有趣的生活劳动经历和感受快速地回放了一遍。从2月底下乡，恰好经历了春夏秋冬一个轮回，那情那景，历历在目，清晰可见。打好腹稿后，开始动笔，那时真的是文思泉涌，叙事，写景，抒情，洋洋洒洒，一气呵成。最后以写出感受并总结全文结尾。写完后，我看了一下表，时间是3：25，我的那张试卷上基本上已经写满了。具体多少字也没来得及统计。

多少年后，在网上看到对于1977年高考作文的评分标准，当年的阅卷老师归纳了这样几条：字数较多，结构完整，内容基本符合题目，能记住报刊上的一些时髦词语，而且能把这些词语写得连贯，错别字少。我的这篇作文，从结构、语言到叙述方式，还是基本符合的。估计语文得分不会太低。

最后一科考的最理想，是我完全没有预料到的。考试结束后，如释重负，神清气爽。感觉天也不那么冷了。和村里的知青老乡们一起兴高采烈有说有笑地回村去了。

考试过后，我们又开始了重复的生活。但是就像在一池平静的水中丢进一块石子，引起了阵阵涟漪。我的心情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平静下来了。这次考试，自我感觉还是不错的。但我不清楚其它人考的怎样？另外录取的标准如何我也不清楚。只能耐心地等待吧。那一段时间，确实有种度日如年的感觉。

应该是一月下旬的一天，我去挑水，打好水后没有马上回来。我就坐在路旁的一块大石头上，想一个人安静一会儿。突然，在路旁高高的树上，有几只喜鹊喳喳地叫个不停，打断了我的思绪。在我国，自古以来喜鹊就是美好的象征。喜鹊叫，被视作“报喜”。 连样板戏《红灯记》中都有一句很好听的唱词“困倦时留神门户防野狗，烦闷时等候喜鹊唱枝头……”，莫非是……，我一下就跳了起来，赶紧挑上水回宿舍去了。

晚饭时，我听到村里广播，叫我去大队部一下。到了大队部，广播员告诉我下午接到公社的通知，让我明天上午去公社一趟，到那个部门找谁谁……。到这时，基本上已经能够确认了，但在没有真正拿到录取通知书之前，还是不能过早的得意忘形，要低调。

第二天早上，我又走了十几里的山路去了公社。进了那个办公室，向里面的公社干部问好后，说道“我是L，昨天接到通知让我来一趟公社，到底是什么事呢”。公社干部喜形于色地说“你是L啊，快过来看看这个“。我一看，确实是一份北京化工学院的录取通知书。不过也太简陋了些。记忆中只有A4纸一半那么大，内容大概是“XX同学，你已被北京化工学院XX系XX专业录取……”，另外还有一些报到时的注意事项等。不过不知为何那年的高考成绩没有公布，所以到现在我都不知道当年我考了多少分。

见录取的专业和我报的志愿相差甚远，我自言自语道“这也不是我报的志愿呀，我都不知道这个专业是干什么的，这可怎么办呀”。就这瞬间一丝的不满意或不屑的表情，马上被公社干部捕捉到了。他说“你可别不去呀，考上多不容易啊。我们公社的考点，一共400多考生，现在只收到你这一份录取通知书”。其实我怎么可能不去呢，我只是觉得这个专业不太理想而已。

随后，那位干部详细地给我讲了一些临走前要做的一些事情，户口迁移和档案公社负责办理；粮油关系已经通知村里了，由村里负责；只剩下一个就是体检了，因公社不具备条件，只能去密云县的医院体检。不过他又说，这两天部队为今年的征兵在公社设立了一个体检点，有部队来的医生为新征的兵员体检。可以去和部队的首长商量一下，看能否给你做体检并出具一个体检证明。

于是他带着我来到征兵体检点，向一位部队首长（当时部队还未恢复军衔制，看不出是什么级别，但从他的年龄和穿的四个兜的干部服可以判断出的）介绍了我的情况，看能否请部队帮一下忙。部队首长一听满口答应，立即安排医生为我做了体检。

体检结束后，首长又和我单独聊了一会，问了一些个人的基本情况。那位首长一点官架子也没有，平易近人，我们聊的非常融洽。临分别的时候，他突然很诚恳地对我说“小L，想不想当兵，要想的话就跟我走吧”。

我从小就一直很羡慕军人的，也多次梦想成为他们的一员。但在这个节点上，让我在这么短时间内作出能影响到我今后人生走向的决定，也确实是太难为我了。我回答到“我现在还是想先趁着年轻，多学一些知识”，首长说“想学习好呀，部队里也有军校的”。

说实话，那时首长的诚恳真的让我动心了。但经过短暂的考虑后，我还是婉言谢绝了首长的好意。因为我这个人一向是顺其自然，凡事不勉强的。毕竟上大学的机会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才争取到的，放弃了确实可惜。临走前，首长还说“小L，回去好好和家里商量一下，要是想好了，赶紧来找我，我这两天还在这”。

多年后，我对那位首长一直是心存感激的，也十分理解当时他的想法。那年的征兵，我们是一点消息都没有，所有的名额估计都被当地的干部给消化了。首长希望我能参军，也是觉得我还是一个可塑之才。一是几百人中才考上的一个，智力应该不错；二是当时我已经近一米八了，身体条件也很好。各方面条件综合考虑肯定要优于其它的兵员，况且来说征兵首长手里都是会有几个机动指标的。所以我那时如果决定要参军了，肯定是没问题的。那将是另一条人生之路了。不过即便那次错过了当兵的机会，在我内心深处，一直是对军人充满着崇敬的。

拿到录取通知书后，我并没有马上给家里写信报喜。因为我已决定一周后就回家，所以即便是写信的话，估计信还没到，我就已经回到家了。

实际上，家里人知道我考上的消息可能比我还早。因为我一个留城的好朋友的爸爸是北京化工学院的校医，从学院公布的录取新生的名单上看到了我的名字后，马上叫我同学来到我家告诉了我的父母。更有甚者，我的一个发小还告诉我父母说他看到我回北京了。使得我父母那几天一直很纳闷儿，寻思着怎么回北京了还不回家呢？

利用这一周的时间，我要办几件事，转粮油关系，和关系户道别，请兄弟们吃一次饭。

关于如何转粮油关系，多亏了我们知青队长，跑前跑后的打听出来如何办理。他首先从知青伙房那里取出一些粮食，这就是我1978年一年的口粮，装了两个麻袋，用独轮车和我一起推到了距离我们村几里地的一个粮库，交过粮食后，由粮库给出了一个转出粮油关系的证明。

得知我考上大学后，我的几个关系户都非常高兴，觉得我给他们也增了光，使他们在村里觉得更神气了。都要在我走之前请我吃饭，盛情难却，我正好也借此机会和他们一一道别，感谢他们一直以来对我的关照。

临走前最重要的一件事，当然是要请这些朝夕相处的兄弟们一起吃次饭了。因为口袋里放着刚领回的一年的工分钱，大约100元钱左右，底气是很足的。那天早上，大家约好都没出工。我叫上一个哥们儿，一起走到公社，先去商店里买了酒，有白酒，红葡萄酒，白葡萄酒，还有别的果酒，反正一样买了一瓶，一共是七八瓶。那时的我们一点儿酒的知识都没有，这么多种酒混着喝，其后果可想而知了。然后又去公社的饭店去打包了六七个菜。其它的人则在家利用现有的原料（比如蘑菇，大白菜啦）准备一些饭菜。期间发生了一起偷鸡未遂事件（在第四部分有述），被我及时制止了。所以临时又去村里小卖部买回一只鸡，增加了一个小鸡炖蘑菇。

那顿饭，大家吃得非常开心，边吃边聊。一直吃到下午。由于我们这些人都不会喝酒，吃完饭后，酒还剩下四五瓶，怎么解决呢？大家决定开始打扑克，谁输了就喝一杯酒。玩着玩着，就不断地有人躺下睡着了……。

最后是什么时候结束的，一点儿也不记得了。反正我是睡到了第二天的下午才醒过来。不过值得欣慰的是，即使在最后阶段，也没有发生什么扰民事件。

在大学开学后一段时间，有一次，我们的系主任像是开玩笑似的随口问道“听说你临走前还请其它的知青吃过一次饭？”“是呀”我随口答道。不过事后总觉得有些不对劲，难道这件事也被记入了档案？真是不可思议。

纵观77年高考，首先要感谢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邓小平同志，刚刚复出的他主持召开了全国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作出于当年恢复高考的决定。为广大求知若渴的青年提供了一个公平竞争，自主决定自己命运的机会。从1966年到1977年整整十一年，因高考终止，社会上积压了十批的毕业生。以至于这次高考的报考人数达到570万，这让政府主管部门大吃一惊。当时就连印刷考试卷的纸张都成了问题。最后还是由邓公拍板，紧急调用印制《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纸张来印发考卷。其次要感谢的是在高考中助我实现大学梦的两个贵人。一个是为我提供政治参考题的我哥哥的同事；另一个就是北京高考语文试卷的出题老师们。

如果说我数理化的成绩基本反映出我真实水平的话，那政治语文成绩中就有很大的幸运成分了。本来最没把握的两科都能考出比较理想的成绩。多亏了两个贵人相助。尤其是语文试卷，好像是出题老师考虑到知青的条件和环境，为我们量身定制的。

对于我们这批知青，写作文应该是最有条件的，近一年的新鲜经历和感触，可发挥的空间很大。我的两位留城的好朋友，学习也很好，我觉得他们也应该能考上的。但是77年他们都卡在语文上。因为他们那一年确实什么值得留念的事也没做，让他们“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地捏造出“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的英雄事迹来，，真的勉为其难。好在后来经过努力，他们都在78年考上了大学。

因那时刚刚拨乱反正，受时间、教材、考生水平等诸多因素的制约，考试不便全国统一进行，而由各省、市单独组织安排命题、考试和阅卷等一系列工作。总体来讲，77年高考试卷的难度相对来说还是不算高的。比如北京语文试卷（理科）就要求写一篇作文，这也是绝无仅有的。

即便如此，由于从公布高考消息到考试，只有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有些地方时间更短，所以基本上考的是平时打的基础。短时间内的突击复习有一定作用，但不是主要的。所以造成77年报考人数高达570万人，但最后录取27.3万人，录取率约为4.8%，是共和国高考史上录取率最低的一次。这个录取率还是全国范围内的平均值，农村和边远地区要远远低于这一数值。

77年恢复高考的意义在于在全社会形成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风尚，重塑了公平公正的价值观，也为我国在新时期的发展和腾飞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由于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次考试，考生水平参差不齐，也爆出了一些趣事。

其一，理化组的阅卷老师改到一份卷子，上面一个题也没答出来。不过这位考生倒也颇具自知之明，自己已在卷子上画好了一个大鸭蛋，而且画得栩栩如生，立体感很强。更有趣的是鸭蛋旁还题了两行字：阅卷老师辛苦了，送个鸭蛋来慰劳！

其二，语文组的老师在一份卷子上发现了一首题为《答卷有感》的打油诗：

小子本无才，老子逼我来。考试干瞪眼，鸭蛋滚滚来。

此诗一经传出，迅速传开。有的教师还欣然命笔，和诗凑趣。

《答某考生》 小子尚有才，无才写不来。回去好好学，明年重新来。

我们村的知青在77年的高考中还真没有什么“出彩”的举动。在后来的老同学聚会的聊天中他们告诉我，在参加过77年的考试后，知道了平时不好好学习，临阵磨枪是不行的。但他们也不愿放过享受15天假期的机会，于是他们又全都报名参加了78年的高考。设身处地地为他们想一想，如果不答题的话，在考场里静坐两个小时也是挺难熬的。于是一个知青和监考老师说“老师好，我们先睡一会，如果考试结束时还没醒的话，麻烦您叫我们一声”。老师亲切地回答“没问题，你们踏踏实实地睡吧”。

在村里忙完最后几件事后，终于要离开大家了。

临走的那天早上，兄弟们一起送我到国道旁等长途汽车。我提着行李，回过头久久凝视着整个村庄。

再见了，上庄子村；

再见了，和我一起摸爬滚打了近一年的兄弟们；

再见了，一直给予我关怀照顾的老乡们。

迎接我的，将是全新的生活……。

————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