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在1975年左右，我家搬到位于县城中心的县委家属院。人们习惯称呼县委大院儿。
那时，县委大院儿刚建成，一共六排房，一排有五户人家，每家两大间到三间不等。大间用砖墙隔开，形成几个小的房间，有客厅、厨房、还有个后院，在当时被称为七门八窗，算是比较高档的建筑了。
刚搬进去的时候，每户之间没有院墙，是大通趟，很快每家的情况都能数清：谁家住第几排第几家，谁家姊妹弟兄几个，谁家有个白发老奶奶，谁家养了只大黄猫.......
一个大院共用两个公共厕所。最早大院里没通自来水，用水要到相邻的县委办公区去提。我那时八九岁，经常放学后和姐姐的任务就是先去抬水，一只铁皮水桶，两人一前一后，摇摇晃晃，一路抛洒着到家。
后来，每一排房的中间位置装上了自来水管，水龙头下放置了一个石头水槽，水特别急，拧开水龙头，水哗的一下砸在石槽里，水花四溅，所以每次拧的时候都要小心翼翼。
五户人家共用一个水池，洗衣服的时候，都是用盆接了水在一边搓洗，腾出空来让其他人再用，你洗完他洗，经常是说着话聊着天，衣服就洗完了。
刷锅洗碗的时候，往往都是先看看水池边有没有人，再选择时机过去。那时候家里还有大水缸，经常蓄满水，以备经常的停水之需。
有时冬天已经包裹的很严实的水管也会冻上，每当这时，就得有人点上火把，转着圈在水管下加热，然后慢慢的才会有水流出来。
我们那一排的张姐，人长得漂亮，很爱干净，衣服总是一尘不染。那时候她是上山下乡的知青，下乡的地方就在城边不远的村庄。
每到星期天回来休息时，都会用洗衣粉泡一大木盆衣服，然后坐在小板凳上，噗呲噗呲的摁在搓板上搓洗半天。
她有个妹妹和我年龄差不多，那时候经常腿疼，说是关节炎。夏天的时候，我们小孩都喜欢把腿放在水龙头下面，打开水管，对着脚面呲呲的冲洗，脚踩着凉鞋在石槽里来回蹭几下，鞋底的泥沙就被冲洗干净了，凉鞋冲洗的就像新的一样。
她的妈妈张姨，平日里脾气温和，待人亲切，但只要看见她把腿放水管下冲洗就会高声训斥，指责她忘了腿疼的时候了，她总是趁张姨不注意，偷偷的快速冲一下就赶紧跑开。
东头第一家的李伯伯那时候大概四五十岁左右，是县长，他中等身材，很胖，走起路来，两只胳膊向外架着，很是特别。他很喜欢小孩，见了面总会摸摸我们的头，亲切的叫我们的名字。他的口音不是本地人，叫起“小丽”的名字来，拐着弯儿：“小～丽～之”象唱歌似的。
她家的刘姨长的瘦小，但特别能干，一天到晚不闲着。有时候，我们在水池边玩，她会站在自家门前给我们招手，让我们几个小孩帮她抬桶水倒进缸里。完成任务后，她会抓一把糖块分给我们，我们兴奋的跑出门，把手里的糖块含进嘴里，开心得不得了。
家属院里不断有新的邻居搬进来。那一次第三排房搬来一家，她家里有五个女儿，年龄大些的两个女孩忙着收拾满地堆积的东西，三个和我年龄相仿的女孩子在一旁叽叽喳喳的踢毽子。她们都长着大大的眼睛，圆圆的脸蛋，扎着那个年代时兴的两个扫帚把。
一下新来这么多玩伴，我们几个小孩很是兴奋，站在一旁好奇的打量，跃跃欲试。孩子的心总是相通的，不一会大家就能玩儿到一起。
家属院和县委办公区本来是一墙之隔，但那时候的墙头几乎没有完整的一面墙，大都是嚯嚯呀呀，或者成半截， 或者干脆就断开来，中间是路，两边是参差不齐的墙面。
过来过去的，时常看见年轻的通讯员一手提两三个、一次提五六个暖水瓶，往领导办公室里送水；或者就是见他们骑着自行车匆匆忙忙，穿梭在家属院的大通趟里，诸如几点开会，几点集合等，全由他们口头下通知。
那时候，他们也就十八九岁的年龄。时间长了，院里的孩子们跟他们也都熟悉起来，私下里还给他们起了外号，“小马蹄儿”、“小黑李儿”、“小辫儿”…
几十年过去了，当年的那些半大小伙子如今都已经从领导岗位退下来，到了含饴弄孙的年纪。只是他们不曾想到，还有人记得了几十年前他们年轻稚嫩的模样，记得他们涉世之初的勤快和努力。
大院儿的西墙外是县委招待所，那时候，没有其他交通工具，走路嫌远的时候就翻墙，翻来翻去，墙头的砖被扒掉好几块，也变的豁豁呀呀，墙头矮了一截。
有一年，有部电影《春归红楼》在县城拍摄，摄制组人员就住在一墙之隔的县委招待所。偶尔有演员们在院里打羽毛球，我们就站在墙头看，我只记住了一个演员的名字叫张百爽，她长得眼睛大大的，皮肤白皙，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七十年末，大院开始每家拉起了院墙，安装了铁门，从此结束了大通趟时代，各家各户变成了单门独院。起初孩子们很不适应，过去一眼看过去，谁家来了客人，有谁在外面玩耍，尽收眼底。拉上院墙就只看见自家院子，再也看不到外面的情形。
2021年，我和家人相约去了趟阔别近 40 年的大院，周边高楼林立，附近街道车水马龙，大院掩映其中，显得低矮，破旧，再也找不到往日的景象。
曾经的县委大院、曾经鲜活的生活印记，成为历史，化作回忆，沉淀在岁月的深处，每每回望，不胜唏嘘，感叹斗转星移，物是人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