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分析《孔雀东南飞》的文章里，有位朋友留言，引张爱玲的话：爱一个人，就是卑微到尘埃里去。甚是。刘兰芝跟“卑微”一点关系也没有，她只有骄傲。
以兰芝跟哥哥的对话为例。
阿兄得闻之，怅然心中烦。举言谓阿妹：“作计何不量！先嫁得府吏，后嫁得郎君。否泰如天地，足以荣汝身。不嫁义郎体，其往欲何云？”兰芝仰头答：“理实如兄言。谢家事夫婿，中道还兄门。处分适兄意，那得自任专！虽与府吏要，渠会永无缘。登即相许和，便可作婚姻。”
阿兄的爱情观婚姻观就是“得府吏”“得郎君”，势利小人口吻，不足挂齿。“不嫁义郎体，其往欲何云？”更是对妹妹赤裸裸威胁，寡情薄义。但兰芝在哥哥的逼迫下，“登即相许和”，实在也没把爱情，看得重过自己的骄傲。县令的公子多英俊潇洒，拒绝了，是坚贞；太守的家世多叫人艳羡，拒绝了，是忠于感情。哥哥的羞辱，却是伤害了自己的自尊、高贵的灵魂，所以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放弃坚守的爱情。卑微的求情，让步，在母亲的支持下，死皮赖脸地耗在哥哥家里等待仲卿？不！这怎么是骄傲的刘兰芝做的事情！
影片《桂河大桥》里的尼科尔森上校也是这样一个表面上坚持原则，骨子里充满骄傲的人物。
他的原则是，作为战俘，士兵可以帮你建桥，但“命令军官从事体力工作，是日内瓦公约明文禁止的”。于是，面对着日军的机枪，他义无反顾；一个月的黑牢关押，他没有屈服。真是条硬汉。
日本人妥协后，获得了建桥指挥权的尼科尔森，却轻易地放弃了自己的原则，愿意付出生命代价的原则——军官们也参加了苦力劳动。为什么呢？因为他要让日本人看到，我们的设计比他们好，我们的管理比他们好，我们能在不可能的时间里完成这个奇迹，造好桂河大桥。“让日本人看到，我们的身心都无法被攻破”，——虽然在战场上失败了，但在建桥上，我们赢了。
其实坚持原则也好，妥协也好，都是源于尼科尔森的骄傲。
这骄傲，使他不愿去承认这座桥的军事目的，当军医官指责他，“我们做的事，可能被定义为通敌，甚至被定为叛国罪”时，他辩解“如果你去给日本人治病，是不是尽力做好？”这样荒谬的逻辑，使他坚信这座桥不是日本人奴役下的奴隶造的，而是士兵建的。（“不是一群奴隶，而是士兵。”）这样荒谬的逻辑，也曾被历史上许多叛国的官员、工程师、工人使用过。
导演大卫·里恩似乎也界定不清楚，尼科尔森究竟是个英雄，还是叛徒。只好悲悯地让尼科尔森最后再骄傲了一把，在国家利益和自己的骄傲之间做了个两全的选择，倒地身亡的尼科尔森，正好压在启爆装置上，亲手毁掉了桂河大桥。
大卫·里恩的影片，音乐总是最出色的地方。这首《桂河大桥进行曲》，单纯的口哨，漫溢着军人的荣誉与自豪；简单的主旋律，不断反复，又骄傲又得意，正是尼科尔森的写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