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淡与神奇
在一般人看来，季羡林过于平淡无奇，不论是学术人生还是散文创作都是如此。于是，谈起季羡林，人们总会拿他平凡的外表说事儿，并称扬他被误以为是清洁工这件事儿。其实，人们过于强调季羡林的平凡，但容易忽略他的神奇。
确实，透过季羡林的文学人生可见其平淡儒雅的君子形象，这也是他与张中行的共同之处，也是当下最缺乏的精神气质。不论为人还是散文都可作如是观。这也正好符合散文的平淡自然的本性，是得道者的大道藏身。就如林语堂在《说本色之美》中所言：“文人稍有高见者，都看不起堆砌辞藻，都渐趋平淡，以平淡为文学最高佳境。”不过，林语堂接着又说：“平淡而有奇思妙想足以运用之，便成天地间至文。”将这话用在季羡林散文也同样适用，特别是在“奇思妙想”上，季羡林散文别有风采。
《神奇的丝瓜》是写植物的，题目被冠以“神奇”，于是作者向我们展示了普通的、平时不为人注意的丝瓜的奇妙。这不仅表现在丝瓜藤蔓与丝瓜的疯长速度，更在于它本身的调整功能，甚至充满不为人知的智慧。他写道：“我仿佛觉得这棵丝瓜有了思想，它能考虑问题，而且还有行动，它能让无法承担重量的瓜停止生长；它能给处在有利地形的大瓜找到承担重量的地方，给这样的瓜特殊待遇，让它们疯狂地长；它能让悬垂的瓜平身躺下。”“这是一个沉默的奇迹。瓜秧仿佛成了一根神秘的绳子。”这样的文章是有一双发现神奇的慧眼的。
《红》也是摆脱黑白式平淡的写法。整体文章的主线是写那个“有一张纯朴的脸”的卖绿豆的小贩；然而，小贩对于孩子时的“我”的微笑，让“我”心惊。更重要的是，这个人曾做过土匪，后来被捉住杀了头。作者写到，小贩被杀时“一道红的血光在我眼前一闪。我的眼花了。回看西天的晚霞正在天边上结成了一朵大大的红的花”。这样的故事与笔法，再加上对于“红色”的敏感，一下子将作品引入“红”的意境，给人一种神奇莫测之感。这是平淡中有神奇写法，足见季羡林散文及其思维方式的神妙。
《槐花》是一篇关于平凡与神奇的辩证关系的散文。作者说，他在北京特别是北京大学朗润园从未感到洋槐的特殊，但一个外国朋友却为其美丽和香气感染；同理，他在印度为耸入云天、红如朝阳的木棉树大红花惊诧，本国人却并不感到神奇。为此，季羡林总结道：“越是看惯了的东西，便越是习焉不察，美丑都难看出。这种现象在心理学上是容易解释的：一定要同客观存在的东西保持一定的距离，才能客观地去观察。”这几乎是一个关于平凡与神奇的哲学问题。
有人认为，季羡林是个好好先生，其散文及其对散文的看法也是平常温润的。甚至因此对季羡林散文不以为然。事实上，这种认识是错误的，至少是不够全面。季羡林在平淡质朴、温润自然中也是有风骨甚至是有刺的，其个性独见不输于人。
如在《漫谈散文》中，季羡林直言自己的散文观。他说：“我觉得在各种文学体裁中，散文最能得心应手，灵活圆通。”“中国文学创作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据我个人的看法，各种体裁间的发展是极不平衡的。小说，包括长篇、中篇和短篇，以及戏剧，在形式上完全西化了。”“我个人的看法是，现在的长篇小说的形式，很难说较之中国古典长篇小说有什么优越之处。戏剧亦然，不必具论。至于新诗，我则认为是一个失败。至今人们对诗也没能找到一个形式。”
作者还对散文给予最高评价，他说：“我认为‘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文坛上最成功的是白话散文。”他还说：“我理想的散文是淳朴而不乏味，流利而不油滑，庄重而不板滞，典雅而不雕琢。我还以为，散文最忌平板。”“我甚至于想用谱乐谱的手法来写散文，围绕着一个主旋律，添上一些次要的旋律；主旋律可以多次出现，形式稍加改变，目的只想在复杂中见统一，在跌宕中见均衡，从而调动起读者的趣味，得到更深更高的美感享受。有这样有节奏有韵律的文字，再充之以真情实感，必能感人至深。”长期以来，在新文学的四大体裁中，人们普遍高估诗歌、小说、戏剧的成就，对散文多有贬低甚至不屑，季羡林的看法却正相反，不能不说他自有主见。
如此，就可以理解，季羡林散文在平淡自然中又有超越性，那就是对于神奇和变化的向往；反过来，奇思妙想也使得他的平淡均衡更加稳实内敛。这是一个动态、均衡、变动的发展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