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之则〉———君子为政
君子为政
子张学干禄。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 行寡悔，禄在其中矣。”《二，17》
年轻的士子投师孔门，为的是什么？学怎么做官怎么得俸禄。说得实在些，就是学点儿做官的本事，能方便的弄到公家的饭碗。一个是就业，一个是敬业。怎么具体实施？
这是非常现实的一个问题，给出的也是切实可行的答案。
“慎言”、“慎行”。
“慎言其余”，也就是不要多话；“慎行其余”，也就是不要多事。多话必有话，多事必有事。
两千多年后，民主宪政之前，乡老还是说：“一字入公门，十牛拔不出。”不要找话说；“是非只为多开口”，不要“惹是生非”。
简单得很，少话，就少错误；少事，就少懊悔。少错误，少懊悔，这饭碗就端得稳当。地道的老实话。孩子们啊，谎话好说饿难忍哪！
青年“干禄者”更高的追求，那就应该是“克己复礼，天下归仁。”言行上的谨慎更表现在对仁的践行、礼的坚守。矢志“守死善道者，应该把得住自己的一张嘴一双手。
孔子对子张的回答，是针对“基层”执事官员的，属于“有司”，不在决策层。决策层应该有更高的要求。但是，为政的重要环节虽在决策层，而事之成败，政之载覆，却在基层。孔子有一些论述，却是针对决策层决策者的；而他的绝大多数弟子只能在基层办事。
要指导弟子干禄为政，就先得熟悉官场，精细“闻政”，如此方能有的放矢，引导有方，指教得法。
怎么“闻政”呢？
子禽问子贡：“夫子到一个地方，是怎么‘闻政’的”，子贡回答：“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 。《一，10》
——孔子“闻政”的方式与一般人或许不一样。“温良恭俭让”；态度温和，动机善良，出语恭敬，提问简明，措辞谦让，使“接访者”觉得亲敬可信，能够畅所欲言。完全不是询问、追问、甚至逼问；人家怎么谈，就怎么谈，顺应人心，平易近人。
闻政，不都是听官府的，更多是听民间的，从“野人”、“小人”“鄙人”那儿听真话，从无所拘束中知真情。
一个以身相许的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政治家，一个从鄙野中成长起来的“志于道”者，一个有心人，总会设法营造一个让人畅所欲言乐于披肝沥胆的环境的。不是政客的做派，不打官腔。这就是子贡对老师的深刻了解。听真言，晓真情，得真知，再从礼乐的文字典籍中获得对照与验证，学与思反复提升，终于有了自己坚定的信仰与行动的准则。教学内容充实了，教育的针对性增强了，有问必答，答必中的。
“半部论语治天下”，不是溢美。试从“为政”、“问政”、“从政”等“治天下”的几个方面分述如后。
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二，1》
——这是在师生日常交往中，不固定对象的讲述。三千弟子，对同一讲题有相同记忆，遂流传千古！
一句话，两个知识点。
为政的根本是“德”。即“道之以德，齐之以礼”。
为政的根本目的是把人心与民力紧紧地凝聚起来，“统一步骤，统一行动”上下相谐，“克己复礼”。
“以德治国”，“以礼治国”是孔子政治活动的纲领。
“国策”是否奏效，能否凝聚民心民力是唯一检验标准。
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
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 《二，21》
——孔子一生为政的时间短促得很。专门培养“学干禄”的孔夫子，自己却没有能够“为政”，这实在是难以向人解释的，而有人偏就拿这当话题，来“献疑”，问得十分的尖刻：“你先生怎么不弄个官当当？”或者客气些：“你怎么不弄个官做？”再婉转一点：“上头怎么没让你去做官从政？”都怀疑，孔子之教的可行性。
孔子雅量给了回答。是当面奉还呢，还是事后跟弟子们畅抒胸怀呢，不确定。我以为他的事业是“克己复礼”，是指导弟子以此为目标而“干禄”，是一次师生交流，顺带一点小“幽默”，是“诲人不倦”的一个细节。对于质疑，调侃，不必认真。行自己的路，做自己的事，出水才看两腿泥呢。对未来要有信心。
引经据典，是“学文”，也是“教人”的重要方式。
孔子讲 ：《书》里说：“尽‘孝’，就一心孝敬父母；‘友’就是交往如同兄弟。要把孝弟之心用在政务施行上。”因此，我看日常生活中秉持孝弟，处理好上下左右的关系也就是“为政”，为什么一定要做官才讲究孝弟呢？
引文是孔子记诵的，现在的《尚书》里没有。
孔子的这番话，被有子接受形成稳定的思想。
有子曰：“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哉，其为人之本与？” 《一，2》
孝弟是君子之本。君子用自身的孝弟之行给人群做榜样，产生的效果，远比某些不切实际的“政务”要强。这就是后来非常流通的两句话：
“正己方正人，正人先正己。”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对政治施加影响，本身就是为政。这是不可动摇的观念。
《书》是其上源，孔子的教诲，是历史长河中很重要的一次大“涌流”
为政有两大工作对象，对上与对下，使民与事君。
“忠君”作为一个信念，“事君”是应尽职责。弟子在“克己复礼”这条总纲之下，对事君之道形成一些共识。
子夏曰：“事父母，能竭其力 ；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 《学而，7》
——子夏堪称事君的模范。事君，可以献出生命。这位百岁老人，的确是以身践言。君子修己以安百姓，事君竭尽忠信，客观上正是为人、为民、为百姓。这是为政的“初衷”
子曰：“事君尽礼，人以为谄也。” 《三，18》
——孔子有很深的感慨。这种说法，真是让人难以容忍啊。事君尽到礼数，竟被认为是为了巴结讨好！可见当时的确是“世风日下”，非大声呼吁，如前贤一样“克己复礼”不可！但是，与君主亲密无间，融洽得让那些“小心眼儿”嫉妒，又有什么不好，只要是不违礼！他说他的，我这是克己复礼！
这些“小心眼儿”是些什么人呢？就是君主身边的人，他们自有鬼胎呢。说他们嫉妒，那是客气；说他们污蔑乃至攻击，大约差不多。正人君子以礼事君，是出于“守死善道”是为了“克己复礼”，而居然遭诬陷，可见君主身边有小人，有奸佞。唯有“守死善道”，才会“克己复礼”；唯有克己复礼，才是真君子。
这样被污蔑的事肯定在孔子的身上发生过，但又怎么样呢？
对于奸佞，就像蛛丝那样轻轻拂去；对于攻击，尽可一笑了之。为了君主可以致身，这点儿小玩意又算什么呢？“事君尽礼”这条原则是绝对不可动摇的。但是，这应该是怎样的君呢？不论它是什么君，都以礼相待。“礼”是最高的准则，君子更不会违背。在昏君面前“守死善道”，敢于做诤臣。这是事君的底线。
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三，19》
——鲁定公向孔子提出这样的问题，是深有背景的。鲁国季氏三兄弟把持朝政，鲁昭公客死，阿弟继位。兄长的悲剧是浓重的心理阴影：怎么处理“君臣”关系？有什么两全之策？
没有别的办法，唯一可行的是“礼”，这就是先祖周公制定的礼乐制度，“君君，臣臣”，不可动摇。孔子能够拿得出的办法，就是“克己复礼”，君使臣以礼，对待季氏三家，当然也如此。那三家也必须对君主敬献忠心。已见“礼崩乐坏”，唯有“克己复礼”。
定公不能明说，孔子也不能明说。但是“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最明确，不用捅破了那层窗户纸，彼此心知肚明。
这是“颠扑不破”的道理，但是被“破”之后修补起来，并不容易。就看我们君臣了。
会是什么答案呢？流言来了，也许就是“谄也”。这还是轻的。而且，终于，内外夹击，正在人生盛年的孔丘，在政事上正趋向成熟的政治家，不得不怀揣着“克己复礼”的宏愿，走出国门，奔走于同样“礼崩乐坏”的“中国”大地。
子（答季子然问）曰：“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
《十一，24》
——大臣与君主之间，凡政务，都须以道为准则。所谓道，那就是“礼”。克己复礼，其他就免谈。君待臣以道，臣事君以道。道来道往，非道不行。孔子，任何时候，任何场合，克己复礼的宗旨第一。
对于弟子之问，孔子同样坚定。
子路问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十四，22》
——勿欺，就是对君主忠贞，“守死善道”，言必信，行必果。做臣子的，为政时，最忌的嘴是一套，手是一套，口不应心。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没有君主的根本利益，更不考虑人与民和百姓的利益。臣子本应是君旨下达，民情上达，一条畅通的渠道。臣欺君，政令不通，政事难行，何以为政，亦何以克己复礼？
臣子必须对守道的君主绝对忠诚。
但是君主若不守道，不仅是不听不行其政令，而且应该正面站出来，批评他，唯有正道直行，唯有克己复礼而后行。诤臣尽忠。
这样一来，“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就有了。“上”，变了质啦！为正道而争，义无反顾，为坚持“克己复礼”可以不顾情面，直至“杀身以成仁”。诤臣犯上，天经地义。
在“勿欺也，而犯之”的鼓动下，后世，忠臣节义之士就不绝于青史了。一句话，产生一千年两千年的效应，这实在是可以看着永恒的真理。就这一点，称孔丘一声“圣人”，也不是“溢美”。
换一个角度，再看看，臣子该怎么事君。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后其食。” 《十五，38》
——在“事”与“食”上，要分清主次，把握轻重。事要做得好，俸禄莫先考虑。办事之前先讲价钱，谈报酬，论安排，这是做生意，名副其实闹“干禄”；不是正道直行，为着克己复礼的大业。连“干禄”的初心都忘了。
一个“敬”字，涵括为臣为政的全部言行：言忠信，行笃敬。
下面，再看看孔子日常课务中怎样实施为政方面的补充教育。
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十七，9》
学诗，是“学文”的主要内容之一，而且它与“乐”紧密结合在一起。是诗礼乐三者的核心。
孔子本身非常喜欢“乐”，自然也就要深爱这“诗”。诗教的作用，他的描述周全，对于为人和为政的重要，岂可小觑。在家，可以根据其启迪侍奉父母，到官场到朝廷，可以据以为政，特别是外事邦交，少不了诗歌讽诵，准确传达信息，不辱君命。
“事君”与“事父”，本质一也，都须“克己复礼”，遵道直行。学诗，终身受益。
孔子还真诚地告诫弟子，学干禄以事君，不能受“鄙夫”的影响，不能患得患失。
子曰：“鄙夫可与事君也与哉？其未得之也，患不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无所不至矣。《十七，15》
——事君若为私利，为俸禄，这样的人必定患得患失。既为个人得失，克己复礼就必被弃于脑后，失去为政的根本。
“鄙夫”必有所指，或有确指，不必细说，或不便细说，或不说自明。总之，鄙夫之“鄙”，是可知的，就是那些在朝的，在野的，心中自有邪念的“小人”，比如鲁昭公时代的季氏，此前的阳虎等等，还有卫灵公身边的弥子瑕、南子之类，多是不可以与之同谋事君的。孔子在国内国外接纳的弟子，对这些人都应该提醒注意，避免误入歧途。这些被敲过耳朵边子的弟子，恐怕就有为“季氏将伐颛臾”巧作说辞的冉有、季路，有孔子大声召唤“小子鸣鼓尔攻之”的冉求。还有孔子说过“不知其仁”的冉雍、子路、冉求、公西赤等，都有所提醒。在政坛交往中，对“鄙夫”（哪怕是间歇性发作的）都必须高度警惕。提醒“志于道”，是老师的责任。克己复礼，时时处处事事，听、见、思、动，都得多长一个心眼。否则，事君以道、以礼，就是空话。
为政，对象是“人”，上下级同事；是“民”与“百姓”，天下人。
孔子也有比较全面的思考。
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一，5》
——节省用度，减少开支，关心并爱护同事，国家有重大祭祀活动，外事交往，乃至战争，都不能耽误农时。一句话，有政务活动，得侧重考虑便民、利民。
季康子问：“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子曰：“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 《二，20》
——要让民众忠于职守，安心敬业，并能相互鼓励。最直接的途径，就是自己做榜样，其次是发现并树立榜样。总之，必须让人觉得有所依循。这就是自上而下，“克己复礼”的程序。全民守礼，正道直行。
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 《五，16》
——子产为政于郑，《左传》有明细记载，孔子无限景仰，称其为“古之遗爱”。使民最难得的是“义”。民众心里佩服，赞同，敬业而忠劝。万古一则，后世永垂。
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 《十二，2》
——这段话，让人想到“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只要始终克己复礼，言忠信行笃敬，而且坚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无论在什么场合为政，都能够取得预期成果。
以仁心仁德施仁政，政通人和。
事君使民，就是“入仕”；“入仕”是“学干禄”的预想成果。
“入仕”者还有怎样的前提，即主观的条件呢？
子使漆雕开仕。对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说。《五，6》
——说话，要兑现；入仕，要担责任；应诺，必须有底气。“未能信”是对自己的能力不能贸然确定。谨慎的漆雕开说的是真心实话。
人之担责，往往是，知不足者终究能足以成事。在战略重视的前提下，重视战术上的困难。时刻牢记：“事非经过不知难”“小心不是多余的”。“大话”只有一句，“细节”却是万千。
入仕须尽能，尽能须储能，储能须好学多思，更须多能鄙事，不断积累。当时的青年士子，进了“小学”进“大学”，出了里巷的书塾，进不了“官学”，就找到孔子的这处“私学”。礼乐射御书数，都学，够不够“干禄”呢？不好说。老师给它建议了，有些底气，但还有点信心不足。能够在足与不足之间掂量，找出不足。是入仕前最重要的心理准备。
话从心上起，老师听话听音，高兴：“一个实诚的青年，足以寄托厚望。
子张问曰：“令尹子文三仕为令尹，无喜色；三已之，无愠色。旧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五，19》
——入仕从政，不只是忠于职守，更有最高的标准，这就是以仁德行仁政。这是入仕必要的准备，更是衡量为政全部言行的准则。不知有多少入仕者，正在以偏离仁德的行为把持着政务，遗憾！
子曰：“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 《十五，7》
——史鱼始终保持着正直。这位卫国的大夫，以“尸谏”的方式劝告卫灵公进用贤臣蘧伯玉，斥退奸佞弥子瑕。怀揣正直入仕，秉持正直终身。入仕的庞然队伍中，缺少的正是这样的君子。
更有蘧伯玉，把政治清明作为入仕的唯一条件。君子入仕，本身就包含着“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政治抱负。不能实现这个克己复礼的宏伟目标，就起码应该独善其身，不能随波逐流，更不能浑水摸鱼。蘧伯玉的一生始终走在“日新”的路上。这才是能够为政为公，为人，为百姓的君子，一个清官。
（阳货、孔丘）遇于途。
（阳货）谓孔子曰：“来！予与尔言。”曰：“怀其宝而迷其邦，可谓仁乎？”曰：“不可。——好从事而亟失其时，可谓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岁不我与。”
孔子曰：“诺；吾将仕矣。” 《十七，1》
——阳货说得非常准确。一个仁智齐备的读书人，面对亟需人才的邦家，正应该及时走出来，主动入仕从政。不可推卸，义无反顾。“日月逝矣，岁不我与”，真是掏心窝子的良劝，更应该是共同感受！
孔子答应了。在这样的氛围里爽快地答应，是正确的选择。
但是，孔子爽约，言而无信。为什么？
说来话长。
“季氏飨士，孔子与往。阳虎绌（黜）曰：‘季氏飨士，非敢飨子也。’孔子由是退。”这时候孔子约十七岁，在母丧中。
鲁定公五年秋，“阳虎益轻季氏。季氏亦僭于公室，陪臣执国政，是以鲁自大夫以下皆僭离于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这时孔子四十六岁。《史记•孔子世家》
三十年中，阳虎的权势见长，对孔子的拉拢利诱也不会断绝；孔子与他的情感，对于从政的热情，亦应愈疏。此时这样的回答，当别有原因。
但是，当时没有解释。直到多年之后，孔子到卫国去，经过蒲，被阻拦。不得已而盟誓，不去卫国。但，还是去了。孔子给弟子解释说：“这是被逼立盟。神也不会管。”意思是，这种场合里的盟誓是可以不算数的，因为它是被逼迫的。
阳虎的邀请，没有“正当”理由可以拒绝，但是孔子必有自身的思考。阳虎这样的做法，实际等于“要挟”。要挟，背礼，违天。孔子一心克己复礼，而且在“守死善道”上是个“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凛然君子，怎么能背负信仰投靠僭臣呢？
所以，入仕，首先要确立“非礼勿动”的原则，明确对象，为“克己复礼”的大业服务。
子路曰：“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十八，7》
——楚狂接舆，长沮桀溺，荷蓧丈人，这些隐士，从来没有隐瞒自己的政治态度。孔子对他们的心情充分理解，但是对他们的态度又有自己的一定看法。因为，他知道眼前列国“礼崩乐坏”的局面，根本上都是人为，或是君主本身，或是君主为奸佞所惑，是可以通过持续的“克己复礼”来改变。世间一切正道，都是在“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坚持中走出来的。需要的是有心有力的有识之士，勇敢地走出来，勇于杀身以成仁。
孔子也说过道之不行，乘桴浮于海。但是，他的经历让他明白，不能主动的消极避让。
“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子路的这一番议论，正是对老师的政治主张的坚持与发挥。可以看出来，对于“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策略思想，已经深入子路的骨髓。他的死场，是这种思想指导的极致！
子夏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 《十九，13》
——这是千古名言，备受关注。它来自师教。
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汎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一，6》
这番教诲，是为推动弟子“干禄”。所谓“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是为政顺畅，政通人和，可以挤出时间，充实提高自己。“文”，永远是入仕君子充实自己的理论基础。
子夏发挥老师的教诲，使“学文”扩大为“学”，包括到同事同学那儿观摩。也使“学”的目的确定为“仕”，就是拿学到的新东西再用到为政上去。促进“学”“仕”相长，形成良性循环，再不要“穿新鞋子走老路”。孔子与子夏等弟子所办的私约，究其实质是在办一个“行政学院”，君子“培训班”，宗旨是非常鲜明的。
政治的克己复礼和与时俱进，是“学”与“仕”常规互动的成果。

问政——询问怎么处理政事。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子贡曰：“必不得以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
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十二，7》
——子贡问老师，作为最大的政事，当政者应该抓住那些。孔子告诉他，三方面。
充分的粮食储备。民以食为天。
仓廪实，知礼节，遇饥馑，政府开仓放粮，调剂余缺，尽可能不饿死人，不使百姓外逃流失。
充分的兵备，兵员与兵器。
古有战事，兵员是临战从民间动员的，包括兵车；兵器则在官方保存。修理与添置，都是官家的大事。这是常备，不可须臾懈怠。
一个是粮，一个是兵，更重要的是：民众的信任。
最重要的是妥善处理政务，凡事，言必信，行必果，使人、民、百姓对官府对当政者对国家有信心，能够令行禁止。
“修己以安百姓”。人心向背，是最大的政治，让百姓成长起对政治政务的信心，相信、听从、接受指挥，是最重要的。
孔子的体会再深不过了。他，他的家族，他的祖先，整个殷王朝的兴衰史，特别是殷纣王朝迅速崩溃，其深刻的教训，怎么会忘记！
论粮食，殷王朝不可谓不丰足；论兵器与兵员，纣王在数量上简直是压倒的优势。但是，事到临头，人心显了，人民不信任他，军队背叛了他，他自己也觉得只剩下了孤家寡人了。只好自焚。自焚是彻底的孤立，孤立是咎由自取。
这时候，对“水可载舟，亦可覆舟”这一真理，才会有无可比拟的深切体会。然而，真知了，也就迟了。要始终把“民心”“民信”永远放在第一位。修身以敬，修身以安人，修身以安民，修身以安百姓，是一切当政者的使命，是君子的使命。
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 《十二，11》
——《史记孔子世家》对这段话有两条注释，注释者孔安国，是孔子后裔，介绍了谈话的背景。一说：“当此之时，陈恒制齐，君不君，臣不臣，故以此对也。”景公感到了臣子陈恒的压力，寻求解决危机的途径。孔子在齐也看到陈恒的专权，也提醒景公加强君权以制衡。并没有提供直接有效的办法，只讲了一个纲领，让景公自己好自为之。首先得“君君”，自己像个君主。过后，景公又问政于孔子，孔子才提出了具体一点的办法：“节财。”景公觉得有道理。但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说：“言将危也。陈氏果灭齐。”介绍了齐景公的结局。终于君不是君，臣不是臣。礼崩乐坏，正名的主张，行不通。这说明孔子“修身以安人，修身以安百姓”的主张，完全靠君子自身的主动修持，是行不通的。孔子总是确信“礼”以节之，其实，礼不能自然而然地发挥制约作用。君君、臣臣还需要保障推动施行的机制。没有有效的约束机制，景公的担心“虽有粟，吾得而食诸”，就必成事实。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正常关系的形成并常态施行，根子还是在“君”，在“父”，其身正，不令而行。正名的威力只在君自身的修持中产生。齐景公（包括他的先人）似乎还没有意识到对自身修持的绝对重要，君主言行违背礼制，才有佞臣的尾大不掉。反过来，自食其果！君可以制臣，父可以制子；但是，谁来制君，谁来制父？
自身修持只是一个主要方面，光只有这一方面，远远不够。
景公没有认识到。孔子也没有说出更具可行性的措施。后来的政治家们，忙得非常热闹，似乎也没有提出足以为常态的常法。
孔子毕竟是有心人，他看到了君不君臣不臣的危害，并且痛心疾首地表达出来，而表达的场合，很可能在高层“问政”的时候。
自从鲁君丧失政治权力到孔子说这番话时，已经经历五代，自从季氏把持鲁国的朝政到孔子说这番话时，已经经历四代。所以桓公的三房子孙也衰微了。这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礼法关系，虽说定得严格，但是没有有效的制约。约之以礼，在正名这样的大事上，并没有继续发挥作用。
子路是听得懂老师话的，所以就有自己的思考。
当卫灵公有任用的意向，孔子准备从“正名”着手时，子路就嘲笑老师“迂”，完全没有新意！但是子路还是脑子里少一根弦：正名是根据礼法来进行的，礼法是老师全部思想的核心。子路担心的是，谁来保障正名。主动正名的前提是“修身”，子路终于明白了，子路也走向了顶峰：杀身以成仁，躬身以全“礼”。不过最为可悲的是，子路仁也成了，礼也全了，人也死了，事业还是败了。这怎么办？难道社会的前行，究是成就一群甚至几个君子吗？人类的文明史，愈是前行，这样的矛盾愈是尖锐。在有崭新的思想形成之前，君子看起来，还是多多益善。诲人不倦，是必须的；学而不厌，就更为必要。在君子成长的道路上，在先进思想，特别是“小康”“大同”思想的灌输与普及上，学而思，思而学，是不可须臾停滞的。对于从政的队伍，这就尤为重要。
在核心问题上是不能动摇的。为政，说到底就是对礼法的不折不扣的执行。一切活动遵循一个原则：非礼勿动！这一点坚持了，执行了，入仕为政的义务就尽到了。君子之“仁”也成就了。
子张问政。子曰：“居之无倦，行之以忠。” 《十二，14》
——“居”，在这里就是立于岗位。从上到下都如此。守在你既定的位置上，就应该精神饱满，戮力工作，把一切懒散懈怠疲沓拖拉的官场坏风气扫除干净。每一言行都竭尽忠诚。旧的官场上，乡间老人的言谈里总少不了一句俗语：“吃了皇家三分饷，终身货于帝王家。”根脉，一准就在这里。
季康子问政。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
《十二，17》
——“政”是个会意字。“正”，是行走在直道上，“反文”是手执一根树枝桠，作驱赶、管束的样子。政，应该就是在管束之下走正道。这跟树枝拿在谁的手里？是自我鞭策吗？不是，造字的时候，绝不是；但后来是。孔子也一定以为是。所谓“修己”，应该就是不懈地自我鞭策。官员要善于鞭策自己，管住自己才能管好别人。乡老说：“会管的管自身，不会管的管别人。”把自身管好，做个好表率。还有是：“会管的管一门，不会管的管别人。”把自家管好，那是多大的说服力！若是为官者都成为德才兼备的君子，那就到处都是清水衙门 ，清平世界。这么一来，老百姓就睡着了也笑醒了！
孔子的答案非常剀切，非常直率，你行得端走得正，还有哪个敢走歪门邪道？
季氏实际执掌着鲁国的政权。想把国政纳入正道，唯一可行的策略就是自己率先为“正”。怎么为正，“克己复礼”归“正”。“正名”是克己复礼的第一步。有真心，就请仔细反思。非礼勿动！
政务活动中，最具权威的策略是最高领导人亲力亲为做表率。
孔子对（季康子）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十二，19》
——为政，先开杀戒，这不能解决问题。
“无道”是杀不尽的。只能用“道”无情地去占有“无道”的地盘。郑子产为政，把握宽猛相济。他的继任者也有相似的经验教训。“杀”不是好办法。做榜样，才能收显效。
说到这里，还是没有根本解决问题。做样子，不行，做的样子，明眼人一看就知。所以，理想的途径是，天子、诸侯王还有政坛实际操作手，自身自然而然地“克己复礼为仁”。
哪里会这么容易呢。能这样率先为正，简直是圣人！
是的，孔子期盼在梦中会圣人，在现实生活中见到圣人。
他寻觅，他教诲，他自我探索，刻苦磨练，希望“圣人”出，尤其希望圣人的后代仍然是圣人。一盼就是一生！
君子之德风。风的威力的确也大。但是，切莫忘记，这是“德”风，是克己复礼的“运动”中形成的。社会，礼崩乐坏的社会需要以“礼”为方向的流行风。多一个君子多一绺风。君子的品位愈高风力愈大。天风浩荡，风从礼仁来！
子路问政。子曰：“先之劳之。”请益。曰：“无倦。”《十三，1》
——子路实诚，官卑职小。问的是实在的做法。孔子深切了解这位弟子，回答也更直率。讲了两条。
一条，“先之”。就是事事带头，率先为正。这是官场上从大到小一顺溜都该做到，你做得要更贴切，因为你跟人、民、百姓早不见晚见，眼睛多呢，都看着你！你的影响更直接更容易见到效果。事事走在前头，就不愁没人跟着。
一条是“劳之”。亲自动手做。远的，你想想虞舜、大禹；近的，可以看看身边，要多能鄙事，老师就是一个多能鄙事的实干家。我们都是从鄙人、野人、贱人中走出来的。跟人家一起动动手，虽是举手投足之劳，但是树立一个可行的榜样，就不愁他人不跟着一起劳作！
这两点，对于子路，是再亲切不过，不过他还是觉得要求太低了，于是请老师说得更深刻些。
老师绝不骇人听闻，还是平和地说出两个字：“无倦”。
政务活动是连续的，克己复礼大业任重而道远，唯有能担重任者有不竭的精神源泉。
这样的话，孔子还跟子张说过。子路是弟子辈，子张是少孔子四十八岁的少壮派，是孙子辈，对他的要求应该更高。
造就一辈又一辈志向坚定而又肯身体力行的弟子。孔子身体力行之外，确实是诲人不倦。
仲弓为季氏宰，问政。子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曰：“焉知贤才而举之？”子曰：“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 《十三，2》
——孔子的解答，有三个方面。
“先有司”跟“先之”的差异，在于有司专指从政者，给他的下属做榜样。“先之”则没有这个限定，他泛指一切相关的人，不一定是官员。
突出的是“赦小过”和“举贤才”。赦小过，是为政之“宽”；举贤才，是唯贤才是举，启用能人办好事。克己复礼这个大方向确定之后，人才就是决定性因素。善于发现人才、善于培养人才，是领导的智慧与魄力，把核心准则抓牢就是。“以礼约之”“非礼勿动”！
对举贤才的原则，孔子还这样说过：
子贡方人。子曰：“赐也贤乎哉？夫我则不暇。”《十四，29》
——举贤才，切莫揪着人家的瑕疵不放。人才难得，唯有在为政中学习为政，在实施中历练，积累真知真能。归根结蒂，是让人才在“克己复礼”的过程中自我成长。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
子曰：“必也正名乎？” 《十三，3》
名，用现代逻辑的术语说，就是“概念”。概念的核心就是此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本质特征。各级官员各种执事之间，都有规定，规定就是职责。俗说，做这个龟就得驮这个碑。
明白自身的职责，并且认真履行，这就是正名，各负其责。
——俗说，“新官上任三把火”。让孔子在卫国担大任，会首先烧哪把呢？谁知竟是老调重弹：“正名”。“名”是“礼”的综合反映，正名就是克己复礼，坚决地名正言顺地纠正偏颇，改变“礼崩乐坏”的状况。刚入门就向“非礼”的痼习开刀，这是正气凛然，抓住了要害。可惜子路体会不深，老师还得不厌其烦苦口婆心。
叶公问政。子曰：“近者悦，远者来。”《十三，16》
——孔子从为政的根本目标，从安民、安天下来回答。让国人心悦诚服，让域外的人、让远方的人自己走过来。
为政，就是要产生凝聚力和吸引力。让人们觉得这是一片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
为政，万万不能让受治者产生背离之心。当他们萌生“逝将去女，适彼乐土”的念头，这里就“国将不国”了。
子夏为莒父宰，问政。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 《十三，17》
——“欲速”与“见小利”是一对连体婴儿。不达、不成，是必然结果。这种情况并不罕见，时不时就有。
子夏少孔子四十四岁，对三代的文献有很深的体认，年青志气高，很希望事业有成，性子可能急一点。孔子惯于因人施教。所以诚恳地劝告：“无欲速，无见小利。”
那，什么才不是小利呢？克己复礼。
那，怎样才是无欲速呢？应该就是顺理成章，按“礼”法的程序一步一步地来，非礼勿动。
为政的根本目的是安人、安百姓、安天下，“利”再小，也是“大”。克己复礼是目的，也是程序，对准目标走，照着程序行，就既不会欲速也不会疲沓拖拉。
历史是为政的一面镜子。政治无小事。
颜回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十五，11》
——是的，夏朝的历法，是自然历，对于农业生产有明确的指导作用；殷人的车子，质朴自然，更方便使用，应该继承；周人的礼帽。自然而又华丽庄重，更能彰显礼法，改得适宜。韶乐与舞，都是经久不衰的，自然更该倡导。这样就会形成完美的礼乐体系，尊天应人。郑声是过分的，礼乐不能没有制约。佞人是不能够亲近的，政治不是只表现在言辞上，当心“巧言乱德”。
前人治国的成功举措，必须坚定继承；前人失策违礼的地方,更应坚决抛弃。这就是政治上的“扬弃”，考验着当政者的政治担当与政治智慧。
从政。关键在于把握具体处理政务的动机目的与策略措施。
更须重视从政者的人格品质和实际操作能力。
季康子问：“仲由可使从政也与？”子曰：“由也果，于从政乎何有？”
曰：“赐也可使从政也与？”曰：“赐也达，于从政乎何有？”
曰：“求也可使从政也与？”曰：“求也艺，于从政乎何有？” 《六，8》
——仲由，做事果敢决断，是从政的能手。端木赐，熟谙事理，善于理事，能处理复杂的政务。冉求主意多办法多，处理政务能够得心应手。果、达、艺，都是从政的主观条件，是成事的基础。用能人办好事。孔子对弟子的了解非常透澈，评价无溢美。但是，在对弟子的评价时，常有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不知其仁也”。可见从政的能力与成果是一回事，从政是否立足于“仁”，就要看过程中的表现，成果属于谁，人、民、百姓，满意不满意。
子曰：“片言可以折狱者，其由也与？”
子路无宿诺。 《十二，12》
——“片言可以折狱”，是仲由的从政风格为人性格与当事人信任的综合反映。“无宿诺”更可见对政务的高度责任心。子路，是从政的有心人！
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
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 《六，30》
子贡确实能做到“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于史有征。《史记》说：“子贡好废举，与时转货貲。喜扬人之美，不能匿人之过。常相鲁卫，家累千金，卒终于齐。”他尊敬孔子，孔子也器重他。
他实在是从政的干才。也是贸易高手。它的商业活动与政务活动相辅相成，有效推动了“修身”也推动“敬业”“安人”“安百姓”。
孔子十个出色的大弟子，子路与冉有，是“政事”的代表，子路因公而殉职，冉有从政而终身。
冉求，后来在季氏为宰。做了不少事，对孔子的影响也不小。孔子几次说他多艺，看准了他的政治手腕，但多有批评。因为他不是始终遵循师教，并不一贯“克己复礼”，却喜欢弄“权”。
季氏旅于泰山。子谓冉有曰：“女弗能救与？”对曰：“不能。”子曰：“呜呼！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 《三，6》
冉有对季氏违礼的事，是顺从的。懂礼，而不能坚持。冉有似乎也没有办法。冉有对附和违礼的事，亦有自己的解释。
冉求（有）曰：“非不说子之道，力不足也。”
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废。今女画。” 《六，12》
胳膊拧不过大腿去！礼崩乐坏的大趋势，冉有是改变不了的。其实也是明知不可而为之。反正这事得作，它只能“兼顾”，而不能坚守。政界这样的人，有的是，他们叫“明哲保身”。
冉有也希望老师有所改变。长时期寻觅一个可以克己复礼的政治平台，毫无进展，这些年轻的士子，实力孤单，也难有作为，也在试图找到一条稳定的“入仕”之途。在卫国，冉有就曾私下跟子贡议论并试探过，老师在政治策略上的基本盘。
冉有曰：“夫子为卫君乎？”子贡曰：“诺；吾将问之。”入，曰：“伯夷叔齐何人也？”曰：“古之贤人也。”曰：“怨乎？”曰：“求仁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为也。” 《七，15》
已经进入“耳顺”之年奔向“从心所欲”的孔子，心中的偶像仍是伯夷叔齐这样的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君子，对弟子信念动摇的试探，怎么听得顺耳呢！“求仁得仁”，宗旨是不会改变的。从政，就得是“任政”，不能打折扣。
闵子侍侧，訚訚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贡，侃侃如也。子乐。“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十一，13》
——闵子骞，一身正气而恭敬和顺；子路，通体正直刚强；冉有子贡，温和快乐满脸笑：这使孔子很快乐。但是孔子还是说了子路：“像子路这个样子，恐怕不得善终呢！”其实，子路最听老师话，一丝不苟，终身无悔。
子贡是身兼官商两界的。按孔子的评价，子贡是“不受命”的，但是，政务活动外事活动与货殖活动成就斐然。这“不受命”究竟指的什么呢？只能悬猜，他大约是很合于“潮流”的。握着“礼乐”“仁德”的原则，却又擅于权谋，灵活运用于潮流之中而决不固执一道。子贡后来被尊为“儒商”的始祖，看起来，他的常态应该是温和快乐，笑脸相迎的。难怪乡老总是说“人无笑脸休开店”。行商之人，和气为本，有来头。
冉有大约是一直从政的，看起来他更多是听命于上司，于潮流中沉浮。他应该也是温和快乐的。走进官衙的，就怕官脸难看。脸难看的事难办。见到一张笑脸，其实也等于“草上之风”。孔子常发议论，不满意冉有的作为。是不是嫌他“和稀泥”？
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 《十一，17》
——可以说冉有修己以敬其业，但绝不是修己以安百姓，他心里只有上司，或唯有自己的前程。
季氏将伐颛臾，冉有子路来报告孔子。他们知道这事不合礼法。“礼”，是前人经验，政治理想，行为规范，办事程序，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等的综合体，全面概括，网罗一切社会活动。可以灵活运用，但是不可背离。
孔子说：“冉求啊，难道不该责备你嘛？颛臾和鲁国历来相依存共安危，你不知道吗?怎么可以攻打它呢!”
冉求说：“季孙夫子要这么干，我们二人是不赞成的。”
孔子说：“当这个职，就得担这个责，怎么见到大事不负责任呢？你话说错了。帮助拿主意，是你的责任，出了这样大事，是哪个的责任！”
冉有说：“颛臾，现在不攻，定有后患。”
孔子说：“君子就厌恶这种态度，嘴里不说心中事，明明是自己贪婪，却朝别的地方推。”
又说：“现在你二人辅佐季孙夫子，做了什么事？远方的人没有受招徕，国内又多各自为政，还想着动武。祸不在远，也不在颛臾，而是在鲁君呢。”《十六，1》
——从政的目的在哪里？在国内安定、民众繁庶。冉有子路（子路实际只是陪衬）却做季氏的帮手，谋划战事。本质是违礼，违背宗旨。
对“非礼勿动”的原则，冉有是态度非常暧昧，算不上君子，但是他很受当权者器重，季氏与孔子之间的往来，也大都由他沟通。冉有在当时，是政坛明星。“时势造英雄”，他是个值得深究的政坛人物，一个有影响的孔门弟子，一个积极活动的儒家人物。但是，它是“君子儒”吗？
子曰：“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十三，13》
——这里是从“正名”说到修己“正身”。既然从政，必有其名，有其名，必有其责。把自身的责任尽到了，下面的事就好办了。“跟我走，跟我上，照我样子做！”说话、司令，就有底气了。
当然，“正”，不只是说，要紧的是克己复礼，言行一致。
有在基层干了几十年的老干部说过：“你喊破嗓子，不如抡起膀子。”这是基层领导之“艺”。奏效。还有基层干部贴春联，几十年一辈子没换：“先公后私，正己正人。”
乡老草堆头前晒太阳，大柳树下乘阴凉，闲白话，常说：“上梁不正，二梁歪；二梁不正，倒下来。”上中下，哪层不正都不行。一村一户即如此，千家万户更别说。孔子不只是说给学生听，也说给一切“干禄者”听，也说给卫灵公们听，说给季孙氏们听，谁也离不开别人。人生群体中，能领导人的，先把自己领导好；不能领导人的，就老老实实接受人领导。受人领导，也要规规矩矩，做正派人，不用人烦神。从“正名”做起，起码是个正儿八经名正言顺滴水不掺的人，大写的人，晓得自身重有几斤几两。
孔子的晚年，就一直是个无官一身“重”的“庶人”，但是，他一直以“大夫”的身份来要求自己，就连出个门坐个车，也不能含糊。克己复礼，言行有范，坚持一生，终于被推崇为“圣人”。什么是圣人？圣人是公认永远的君子，思想人格的全面榜样。后来的干禄者不仅先要背他的书，考他的理论，一辈子都得称他为“大成至圣先师”，为政的楷模。
子贡问曰：“今之从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 《十三，20》
——孔子对现实的官场，对“今之从政者”的评价实在很低，也确实可信。从政者，上通下达，接触的人群非常广，处理的日常事务又非常多，而且“百人百性”，各有各的脾气，当事者首要的就是器量大，忍得耐得。乡老私下议论，当官的如同“垢水缸”，受到了非议，经得起批评，又说“宰相肚里能撑船”。都是强调“大肚能容”。
孔子又说，君子“器也”，勉励弟子为“君子儒”，不要做“小人儒”。弟子来“学干禄”，第一课就得讲做人须“大器”。
——楚地有位故作狂放的人，与孔子的车队迎面而过，一路走一路歌。孔子下车，想跟他谈谈，就是不搭一句话。这歌词大意是：
凤啊，凤凰，
如今的世逆，何以衰败到这样！
往事何必讽谏，说也没有用场。
展望未来，也不一定重见辉煌。
罢了，罢了，
如今的当政者，实在让人心伤！
孔子的思想境界是，“知其不可而为之”，“朝闻道夕死可也”。
楚狂接舆的思想境界是，反正没有希望，不如坐看它的败亡。
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能够屡次重光，更有今日的辉煌，就在于我们始终有孔子这样的思想者，更有许多照样秉持“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从政者！
那些惯会说风凉话的“逍遥派”接舆、桀溺之流，只能是历史的笑柄，不是助力而是阻力甚至是破坏力。
“病树前头万木春”，孔子的弟子，依然积极而谨慎地前行！
子曰：“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二十，2》
——这个“五美”“四恶”概括得周备。
发扬“五美”：
凡事施惠利民，不费民力民财；
劳役安在农闲，使民不生怨愤；
行政坚持仁德，绝无自身贪欲；
一视同仁对待，言行绝无骄横；
态度庄重严肃，行为绝不粗暴。
杜绝“四恶”
加强礼刑教育，决不肆意杀戮；
抓紧常态督促，不搞突然袭击；
坚持循序渐进，绝不先松后紧；
财物出入公平，杜绝截留克扣。中饱私囊
当政者就该达到“君子”的水平，具备君子气质。当政者必须加强自身的修养，修养又必须从做人的宗旨与目的出发。
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
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 《十四，42》
修己以敬的君子，修己以安百姓的当政者，必然被百姓当作“唐尧虞舜”来歌颂。《十四，42》
普遍而强烈的希望是，涌现能够修己以安百姓的当政者！
中华民族的时空里，总有歌谣萦绕：“人民个个颂唐尧！”
从政，需要经常的考察。
子曰：“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 《十五，28》
——老子说过：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恶矣；皆知善，斯不善矣。所以，经常性的考察是必要的。美恶必察，好恶必察。
如何从人与事上考察为政的得失？孔子与子贡有一段讨论
子贡问曰：“乡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
“乡人皆恶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 《十三，24》
这里似乎只有个少数服从多数的标准，并没有讲是非的判定。标准，可以定为：善人都说善，就是善，因为善人能分清善恶；不善者，都说恶，那肯定是善，因为恶人分不清善恶。
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 《四，3》
——标准明确了：评价“仁人”，不要听一条声说什么，要考察不同的人的不同反映。
为政从政的基本原则——儒家的君子思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一，5》
——所谓“千乘之国”，大约就是指像齐、鲁这样的中小诸侯国。孔子的答问，一般都带有较明显的针对性，把齐鲁治理好，恢复周公时代的辉煌，成为“克己复礼”的榜样，他曾经说过“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是不是先应该在齐国、鲁国的治理上尽心？孔子确实是在齐鲁之变，尤其是齐国率先变革上付出了相当的心血。后来也可能指卫国，鲁卫本是一家人，还有姻缘关系，君子蘧伯玉就在卫国，令人景仰。后来孔子离开鲁国，主要的着脚点也是卫国。该做的事，正是需加关注的几个重点：办事须严肃认真讲信誉，节省费用，关爱有司，不误农时。这些都不难，不难怎么就做不好？关键在于不敬事、不守信。即不“主忠信”，就是因为忘记了对“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坚守。初心不固，一塌糊涂！须根本上做起！
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十五，5》
——能够自身“无为”而使天下安定的君主，大约就是舜吧？他自己动手做了些什么呢？他只是恭敬地坐在自己的位置上罢了。无为，是自己无所事事吗？
天下安定的途径，孔子概括出来的就是“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把自身管好了，这就是“恭己”；把应该履行的职责做好，就是“正南面”。“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这就是“无为”。因此“无为”就有两层意思，一，履行自身职责，同时选择贤才管好有司的事务，以安民安百姓；二，修己，非礼勿动，给部属给天下树立榜样。没有民、没有百姓的“立”与“安”、“安”与“达”，就没有自己的一切。这是“无为”之道。大道难“修”。所以孔子说过，“修己以安百姓，舜其犹有病诸？”，但是，他还是充分肯定了舜，只有舜庶几达到这个水平！
舜的难得之处，就是会用贤，就是能恭己。
学干禄，学文不难；无为，正南面不难。难的是“恭己”，是“修己”。
子曰：“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诲乎 《十四，7》
——孔子的话，都要两面听。比如“能勿劳乎”，就是，既要引导民众劳苦，更有自身先要能劳苦带头劳苦。所谓“先之”所谓“先有司”，那是专门给为政者说的，而这里的“能勿劳乎”就是双重含义。劳，自身劳，带动部属与民众一起劳。
爱之，就是爱己而爱人；忠焉，就是自身忠诚对人忠诚。
教育别人，首先是教育自己。怎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呢。
正己正人，唯有同时落实。
子张问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 《十五，6》
——人在世上，总要交往，总要做事，交往要通，做事要顺。这就是子张所说的“行”。
孔子的回答，简约。两句六个字：言忠信，行笃敬。为政执事，面对上司下属黎民百姓，离了它，寸步难行，什么好事也办不成！
子曰：“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 《十五，15》
——从政，为官，从人际关系说，其实也是在自结恩、怨。从内部说，要么是上下级之间，要么在同侪之间；从民众说，因赋税劳役而引发埋怨情绪，实属司空见惯。有什么办法来消除怨怼情绪呢？
孔子有自己的观察思考。像孔子这样出身的人或能享受“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的特权。但是，像子路，像仲弓，他们的父辈，乃至他们自己，是否有这样的经历呢？孔子在阙里，即使无亲身经历也能看到感受到有司的恩怨吧。
对于怨情，事前的防止事后的消弭，都是有办法的，只要有心以礼待人，即以“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之心，以仁人君子之心待人，为政中自然能够“约之以礼”，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的。
孔子有更深的体会，有更具可行性的办法，那就是“躬自厚（责）而薄责于人。”“责己严，责人宽。”脏水不要总是泼到他人身上，不要把别人推进唾沫缸。
有责任自己扛，屋梁塌下来，高个子的顶着。可以“正南面”的君子人物，就得有这样的成仁之心。老百姓为什么总是称稍有来头的官员为“青天大老爷”？治下的老百姓指望着得到他们的庇护呢。
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 《第四，13》
——孔子曾经发过一番感慨。子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十七，11》
——意思是说，礼乐不只是个形式，最要紧的是它们所体现的内容。不仔细考察，那就等于闹着玩。礼乐只是闹着玩的吗？
鲁国仲孙、叔孙、季孙三家祭祀祖先的时候，也唱着《雍》这篇诗来撤除祭品。诗里有“相维辟公，天子穆穆”两句，说的是，武王祭祀文王的场面：诸侯都来助祭，武王端庄肃穆。这是多么高的规格，三家祭祖的大厅里，有哪一点符合呢？礼乐必须体现礼让的精神，三家实际是在“僭越”，违背礼法。先辈违背礼法，后人接着效仿，这必然就是“礼崩乐坏”。
制度与秩序是不能随意改变的。
为政是遵礼而动，对人、民、百姓的谦让，是不可以勿视的。忽视礼法的内容，只讲究形式，这形式也等于虚设，因为它不能产生实际作用。没有实际作用，也就等于宣告礼乐制度本身的衰亡。孔子深深感慨，鲁国，周公的封国，礼乐之邦，如今竟然这样，实在可叹！
礼让，既是内容也是形式，内容被抽掉了，形式也只是徒有形式，同时宣告消亡。
以礼让为国，应是不可动摇的准则。弟子从政，千万不能掉以轻心。礼乐制度是完整的，不可肢解，不可割裂，不能用错了场合，更不能随心所欲，为所欲为。
仲弓曰：“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不亦可乎？居简而行简，无乃太简乎？”子曰：“雍之言然。” 《六，2》
——(为政者)居心敬重而行政尽量简易，这样面对民众，不就行了吗？若是居心简易，行政也简易，不就是太简了吗？。为政者若持这样简单化的态度，实际是对民的不敬重，对行政的不敬重，似乎把克己复礼以使民这件大事，当儿戏了。为政的正确态度就该是，策略上严肃，行为上灵活。措施上便民。政令能通，民得实惠。
中国历史上赞美志士仁人追求的“政通人和”，本质上就是“居敬而行简”。政简，民安；政烦，民怨。居敬、行简，政通人和。
仲弓的政治思想，是以行政惠民作前提的，是克己复礼，孔子由衷赞许。
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 《六，22》
——务民之义，就是致力于提高民众“尚义”的认识水平与践行的自觉性。能教育民众自觉地把“义”当着处理上下关系、左右关系的一条基本原则，是以“礼”治国的基本政治智慧之一。
言忠信，行笃敬。该笃敬的是政务本身，对于“鬼神”，宜乎敬而远之。对于鬼神的祭祀，那是常规的事，仪式性，程序性，按照传承的要点郑重地举行就可以，不要含糊，不要马虎，知道鬼神在政治生活中的位置是必须的。比如，“子贡欲去告朔之餼羊”，孔子就郑重地告诉他：“端木赐啊，你舍不得一只羊，我却舍不得在礼仪上打折扣！”孔子的态度很明朗，规定的礼仪，不苟且，日常的政务中则必须集中精力，不要为鬼神分散注意力，更须节约民力于耕织，使“庶之”“富之”得以物质上的保障。这是求是的态度，不能因侍奉鬼神而荒政怠政。
魏文侯时，西门豹治邺的真实历史，与孔子的这番思想，这番为政的理念是前后呼应的。孔子弟子子夏时为文侯师，一定有所影响。
子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已。” 《六，30》
——子贡向老师求证，“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做法是否可以称得上“仁”。老师告诉他一条原则：“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特别指给他一个切合实际的做法，就是从自己的身边去发现有效的途径与措施，在实施中让民众得到实惠。粗浅地概括一下，就是：从政惠民，请从身边的事做起。
是的，从政的根本目的就在于此，君子务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