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 月 留 痕-
(中篇小说)【连载】
文/高 旗
二十四、同饥饿作斗争
从1960年开始，我家和全国人民一样，努力在同饥饿作斗争。
我家自从德都搬到兰西来，几乎没携带一粒余粮。在刚搬来时，生产队不能马上分给你口粮。没有几天工夫，又实行吃大食堂，家里更没一粒粮食了。没过几个月后，大食堂散伙了，我家还是没粮吃。只好东挪西借地糊口度日。
记得刚到8月份，家里一点儿吃的都没有了。我母亲只好起早去生产队的瓜地，要来几个刚刚“拉瓤”(6成熟)的香瓜来当早饭。好不容易盼到青苞米能吃了，生产队就照顾一下，给我家弄点青苞米。
我大姐病逝后，我父亲就去公社敬老院做饭去了，常年不在家。我大哥病情不稳定，也整天不在家，他去各个公社“巡回溜弯”，人家都认识他这个“画匠”，所以对他都照顾，公社食堂就成了他吃饭的地方，使他很少挨饿。
我母亲领着我与我小姐在家，经常是饥一顿饱一顿的。我母亲拿着布口袋经常去大队等着领救济粮。多亏我家是军属，能给予些照顾的。但在分发救济粮时，你没赶上的话就一粒也没有了。
我母亲经常遇到“白跑一趟”的情况。她很生气，就跟大队的书记(主抓分救济粮)吵起来。申明:“救济名单上有我家，为何不把我家那份留出来？我家的那份给谁了？”我母亲说的句句在理，可大队书记却递不上“报单”了。原来他把救济我家的那部分救济粮，私自分给了他的亲属了。他编个理由来推脱，我母亲就是讨说法。这就自然让书记很没面子。
我母亲跟书记这吵架是为争取自己的权益，没想到却得罪了这位“土皇帝”，情况反而更糟了。
这件被大队书记刁难的事，我母亲记住了。在“文革”开始时，这位书记被批斗了。我母亲把他在发放救济粮时以权谋私、刁难我家的做法，在批斗会上给揭发出来。
但后来，大队书记又恢复了正常工作了。这下，我家该有“好果子”吃了……那他采用了什么招数呢？后面再细讲吧。
我家的房梁上挂着几穗老苞米，那是留做明年种子的。我母亲说过:“苞米籽是明年的希望。就是饿的要饭，也不能吃种子。”从母亲的口气里，我知道这几穗苞米种子的重要意义。
我母亲出门了，我和小姐姐在家。屋里冷，只有守着火盆才有暖意。一会儿，我和姐姐都觉得肚子咕咕叫了，早上喝的苞米面粥早就消化了。守着火盆，我们想起邻居家孩子，在火盆里烧土豆和崩苞米花吃的情景。
这时，我一抬头，看见了房梁上挂着金黄色的苞米穗子，一劲儿地吧唧嘴。
于是，我试探着说:“姐姐，咱们崩几粒苞米花吃呀？”
我小姐说:“我可不敢。你想吃，就自己整。”她有心眼，怕我母亲知道了挨收拾。
我眼巴眼望地看着苞米穗子，不知怎么有了胆，对小姐说:“我要是吃了，你可别告诉妈行吗？”见姐姐点头答应了，我立即行动起来。我在炕上伸头一试，够不着苞米穗子。就把两个枕头落在一起，踩在上面刚好摸到穗子尖儿。我一手把住，一手往下抠苞米粒。一穗苞米尖能抠下七八个粒。我把苞米放进火盆里，一小会儿，就听苞米粒“叭叭”地响了，崩起一股灰儿。
我忍着烫手的疼痛，捡出来苞米花，有滋有味地吃起来。
我小姐见我吃的㖭嘴叭舌的样子，她也忍不住了，说:“老弟，给姐一粒尝尝呗。”我摇摇头:“不地嘛。”
她心生一计，说:“你给我尝尝，我就不会告诉妈的。不给我尝的话，你就等着……”我明白了她的意思。马上妥协了，递给她一粒小的。“真好吃呀！”她吧唧着嘴说。
我就继续抠苞米粒。后来，那七八个苞米穗子全让我抠遍了……
我母亲回来后，立到就闻到了苞米花的香味。她抬头一看，梁上几穗苞米棒的尖部都齐刷刷地露出苞米瓤子了……
看到这一奇特的“景观”，愣是把暴脾气的母亲给逗笑了……
有一天，我小姐放学回来，看见一户人家院外的灰堆上，扔着五六个冻得梆梆硬的土豆，她如获至宝，马上摘下头巾子，把冻土豆兜回家。
当晚，烧炕时把冻土豆煮上了。
我和小姐美滋滋地吃上了“土豆蘸盐水”这道大餐。当时我们的感觉:“味道好极了！”
记得那是一个青黄不接的春天的上午。我饿得连出去玩耍的劲儿都没了，有气无力地躺在炕上。母亲一面抚摸着我的头一面安慰着说:“老儿子，咱再忍一忍，等一会儿妈去做饭吃……”我闭着眼睛，无声地点点头。
“你家有鸡蛋吗？”忽听门外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随后进来个中年妇女，“我是西屯的，家里想孵小鸡，但没有公鸡，鸡蛋不好使，只好到各家挑有公鸡的鸡群下的鸡蛋串换一下。”母亲苦笑着告诉她:“我家里连人快养不起了，哪还养得起鸡呀。”
“可也是，我家这几只母鸡还算添活人儿，不但没饿死反倒下二十多个蛋。”她说着低下瞧了瞧我，叹息一声，说这孩子咋瘦成这样了，小肋巴骨一根是一根的……”
我看见母亲也无奈地叹息着，眼角泛出泪花来。
突然，这位中年妇女从鸡蛋筐里抓出两个鸡蛋来，放在我的头上，说:“孩子饿成这样了，快把鸡蛋给他煮吃了。”
我母亲见此，急忙推辞，百般不收。
“这可使不得！”我母亲说，“你来换鸡蛋，没换着不说，还搭上两个鸡蛋，我实在过意不去的！”我看见那两个黄橙橙的鸡蛋在她们手中推来推去，不禁咽了咽口水。
末了，那位中年妇女放下鸡蛋，急步走出走了，我母亲也随即追出。
只听那妇女说:“都是乡里乡亲的，还外道啥，孩子的命要紧。”母亲追向她姓名，她却没告诉。
当母亲将剝好的两个雪白的鸡蛋送到我嘴边时，那个香啊，至今还能回味出来……
后来，我们终于知道了这位中年妇女的家和姓名了。她家就住在我们的西屯，姓顾。
我们两家走动得很好。自从我七十年代当兵以后，就失去了联系。1980年，我回过一次老屯，得知顾大妈一家已经搬到佳木斯附近的建三江农场去了。顾家兄弟联合办个家庭农场还有养殖场，干得规模
很大。
我一回想起，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的所有的点滴往事时，顾妈妈送给的两个鸡蛋，是我最难忘的……
也许是吃了两个鸡蛋之后，我的体质加强了，我就经常与屯里的“大帮孩子”们掺和起来，几乎每天都形影不离的闹哄。
那天中午，我和几个孩子在屯头一个大坑边摔泥泡玩，见一个戴着大盖帽的人走过来，他仔细端相每个孩子。突然走到我身边问:“你姓高吗？”我愣愣地回答:“是呀……”
他一把抱起我向屯里走去。
(未完待续.请看第25章《“打倒高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