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观心居士
生命有格调。格调即人的境界和品位。人人都脱离不了格调，且都自不自觉地在接受着某些格调的诱导和驯服。
格调至少可以分为思想格调、审美格调。然而这二者也不是能截然分开的。人的思想格调往往容易转化成他们的审美格调。
格调并非是一成不变的东西。比如五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红色主义潮流势不可当，无论是城市工人还是乡野村夫，若是没有一点红色格调，一定是不被社会认可的。
那个时代人的审美格调，也即时代的思想格调。红袖章、绿军服是那个时代的审美王道，在人们的审美意识里，那是至神圣而又不可亵渎的一种美。
八十年代后，打破计划经济，由解决基本的温饱问题开始，人们逐渐向追求物质与功利看齐，这种变革与发展其实很伟大 —— 功利显然有它伟大的一面。
可是今天，谁若是没有一点功利主义格调，是必然会被世人耻笑的。格调这回事，已基本沦落为功利主义的附庸。
毫无疑问，格调本来是个精神概念。所谓格调，都是指人的精神格调，而从来没有物质格调这么一回事。
浅薄之人，则会把物质上的奢华当格调。人的格调之美，固然可以通过物质上的奢华来呈现，但如果认为奢华的本身就是格调，则无异于执指废月了。
人当然是可以追求奢华的。例如乾隆皇帝，他的很多御制瓷器尽显奢华，与他老子雍正皇帝的审美格调截然不同。这显然能使他自己在感官化的审美上获得愉悦。至于格不格调的，则是另一回事了。
奢华也并非与格调相对立。奢华是一回事，奢华的艺术之美又是一回事。显然格调是立足于艺术之美，而非在奢华的本身。
《红楼梦》中妙玉尼姑是最讲究格调之人，元代大画家倪瓒也是讲格调到极致之人。二人都洁净到令人发指，世人往往误以为他们患有洁癖，但实际绝非是洁癖这么简单。
倪瓒在受酷刑时竟能一声不吭，别人问为何不吭声，他答道“一出声便俗”。由此可知，某些被认为是洁癖的人，并不局限于洁或不洁，而更在乎雅或不雅。而且这种格调地张扬一定是多维度的。
人的格调讲究到了极致，便超出了人间的秽土之福，人间便不受他。只有天上的清净刹土能受他。妙玉和倪瓒这样的人，大概是从天上来，又往天上去的。
对于五浊的人间秽土来说，格调讲究成癖，就成了一种累赘，一种甚至能关乎到生命存亡的累赘。极致的格调家，多不被世人所理解。
他们清澈又纯粹，身与心都经受不起半点尘世烟火气的熏染。世人不解，这实是格调家身不由己的宿命。
科学家做过实验，有些昆虫被关到瓶子里，弹跳的设定高度会主动随瓶盖的高度而改变，如此便不会撞到瓶盖。然而去掉瓶盖后，这昆虫便再也跳不出去了。
又有一些昆虫是不会随瓶盖而改变高度的，即使有瓶盖，它们该跳多高就一定会跳多高，即使每次都被撞到头。当瓶盖摘除后，它们顿然就会跃出樊笼，重入自由天地。
世间的格调成癖者，大概属于后一种昆虫。他们对于格调的纯粹有种至死不悔的执着。我虽然不赞同成癖成痴的极致格调者，却深深理解、同情与佩服他们的清澈和纯粹。
按更理性的实用精神，和光同尘、进退自如才是人生的高明境界。这似乎是精神自由的象征。然而这又多么类似前一种昆虫，昆虫们和光同尘的自由主义，也意味着它们生命纬度的降低。
中庸化的理性格调，是否是究竟的自由之道？自古以来东西方的智者先知们莫不以追求精神上的自由为己任，故他们终生都在与看似智慧实则刻板的理性作对抗，亦与放浪的非理性作对抗。
那么，在理性与非理性之间，在自由与非自由之间，什么才是真正超脱的人生格调？且留一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