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台的铜镜蒙着层薄灰，柳如烟蘸了点茶水，细细擦去。镜里映出她眼角的细纹，却掩不住那双眼的亮——像年轻时在戏台上，被满堂喝彩映亮的光。
她唱了半辈子旦角，最拿手的是《西厢记》。二十三岁那年，戏班在苏州演出，台下第三排总坐着个穿灰布中山装的男人。他不像其他看客那样叫好，只静静握着支钢笔，偶尔在本子上写些什么。散场时，他总等在后门，递上一杯温热的姜茶，说：“夜里凉，润润嗓子。”
男人叫周明远，是中学的国文先生。他说喜欢听她唱“隔墙花影动”，那婉转里有寻常女子没有的韧劲儿。柳如烟听了，脸比戏妆还红。他们常在后台的角落里说话，他讲课本里的诗，她讲戏文里的情，月光从窗棂漏进来，把两人的影子叠在一处，像幅没干透的水墨画。
变故来得突然。日军进城那年，戏班被迫解散，周明远说要去西南联大教书，临走前塞给她个布包，里面是他抄的全本《西厢记》，每一页空白处都写着批注，最后一页画着株抽芽的柳树。“等我回来，”他声音发颤，“还听你唱‘长亭送别’。”
柳如烟把布包缝在棉袄夹层里，辗转多地，靠给人缝补度日。后来抗战胜利，她回了苏州，重开了戏班，却再没等来周明远。有人说他在途中病逝了，有人说他留在了云南。她依旧唱《西厢记》，只是唱到“晓来谁染霜林醉”，总要停顿片刻，台下的看客只当她入了戏，没人知她是在等一个再也回不来的人。
六十三岁那年，戏班来了个年轻后生，说是从云南来的，手里捧着个褪色的布包，说是祖父临终前嘱咐一定要交到“苏州唱《西厢记》的柳如烟先生”手上。布包里是本泛黄的日记，最后一页记着：“民国三十一年冬，见烟柳于途，似她台上模样，不知她安好否？”
后生说，祖父晚年总对着幅画像发呆，画里是个穿戏服的女子，眉眼清亮，旁边题着“如烟”二字。柳如烟翻开那本抄录的《西厢记》，在最后一页的柳树旁，不知何时被自己绣了朵小小的海棠——那是周明远说过，最配她名字的花。
那日午后，柳如烟又上了次妆，对着空无一人的戏台，轻轻唱了段“碧云天，黄花地”。阳光穿过戏台的雕花，落在她银白的发上，像极了当年他递来的姜茶，温温的，暖了半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