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不抚壮而弃秽兮，何不改乎此度？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导夫先路！”（《离骚》）
屈原永远都是一个不会回避世事和逃避责任的人。他是个浪漫主义的人，却逃脱不了悲剧的命运，这是一个高洁自喻的人，时刻想力整乾坤，若单从这句话来看，我们也许会认为屈原至少在政界有一定影响力，才敢如此说，我们也为他三闾大夫的头衔所笼罩。但其实，在《史记》里，屈原的名字一次也没有在重大事件里出现，甚至著名的劝说楚怀王不要释放张仪的事件里他的地位也仅是“有人说”。我想，我们有必要承认屈原在楚国的地位不是我们通常所认为的那么高，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屈原的悲哀。不管是“恐美人之迟暮”还是“来吾导夫先路”，屈原都是一个孤独的存在，无人搭理、无人共话和满腹的期盼构成的强烈对比，才见悲沧。
2.“指九天以为正兮，夫唯灵修之故也”（《离骚》）
在《离骚》中，有大量这样的句子，仿佛一位恋人像所爱之人反复地发誓，屈原屡屡向楚怀王证明自己的忠心和赤诚，几近掏出心窝来言其成色，世间的悲哀莫过于此，知心的话语被当作过眼云烟，一腔的热血被当成冷水。“九天为证”接近毒誓了，即使是灵修之故，也换不来理解。即使抱怨“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又有谁关心他是“恐皇舆之败绩”呢！屈原的证明愈加显得苍白绝望，不舍又无法回头。也许屈原注定要一个人在时间行走，某种程度上，他的理想也只有在“乌托邦”里才能实现，他离理想是遥远的，他的理想离现实是遥远的，他与自己是紧紧相拥和别人是如同天河的，所以他的证明显得那么孤独和无助，呕心有接近自以为是。
3.“长叹息以掩涕息，哀民生之多艰……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离骚》）
有句话说屈原“眼极冷,心肠极热。眼极冷,故是非不管;心肠极热,故悲慨万端”，屈原的眼冷肠热，无疑是他苦苦纠结民生所致，他的悲悯和关怀一定程度上难以和政治相融的，政治就是如此，你要离人民很近，但又不能离他们太近，太远了你不了解他们；太近了，将为此受到永远没有尽头的苦，这就是悖论。即使屈原愿意“伏清白以死直兮”，有时候却又很难真正找到死值的对象，这才是他的悲哀。屈原对世事看得太清，却又终不肯按“规则”办事，背负上实际是他自己一个人无法背负的责任。哀民生之多艰无疑是值得敬佩的，但为民生之艰的哀是不能完全用来引导行动，那将要累死、痛死，甚至他庙堂里的几个建议都无法实现。所以，正因为他太哀民生之多见，伏清白以死直兮就成了他必然的结局，而这孤独者的高尚灵魂，于悲剧中愈见洁净和崇高。
4.“为余驾飞龙兮。杂瑶象以为车。……既莫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居所”（《离骚》）
这是《离骚》的结尾段了，大幕降落，哀歌已鸣，虽未像自投汨罗江那般悲叹，但将从彭咸之所居的心语已是哀歌的前奏了。无疑，屈原是孤独的，是没有真正的朋友和知音的，弟子宋玉与他若即若离，婵娟也离他的心遥远，同僚谗言，王家抛弃，终将他推到了无路可走的地步，“为余驾飞龙兮”与其说是对美好理想的追求，不如说是无可奈何地出逃。再说飞龙瑶象，很容易就会联想到桂兰、香木、美玉，这些都是屈原的所好。一方面，可见他的修身养性、心地纯净；另一方面也可见他的孤芳自赏，自恃高洁。屈原不会是那个时代唯一为民请命的人，很多人和他一样冷眼肠热，虽然他们不够纯粹，但在隐忍和虚以委蛇里努力地做了更多，不像屈原这么孤独。一定程度上，他的孤独是自为的，但不管他“从于彭咸之所居”是不是实现，悲剧是他必然的结局。自沉汨罗不过是一个不是最初选择的选择罢了。
5.“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九歌·湘夫人》）
湘君和湘夫人的原型，也许就是尧帝的两个女儿（舜帝的宠妃）娥皇和女英，她们在战国时代转型成了神祗，主管着楚国境内最大的河流――湘水。屈原遵循了传统祭典的语法，写出了这一祭歌。当然，也有很多学者指出这不过是屈原借之表她自己的爱恋。的确，若把它当成情诗来读，屈原无疑对借名“湘夫人”的女子大胆狂热地表达了自己的无限眷爱。《湘夫人》一诗，写得感天动地，犹如一个苦苦单恋的少年，成为整个《九歌》中耗费笔墨最多，情感最炽烈的诗篇。当然《湘君》也可以当成情诗来读的。也许在《九歌》整体框架下这样解读是不恰当的，但对于普通读者来说，又有什么关系呢？《雨巷》和《断章》对很多普通读者来说，不就是优美的爱情是吗……
6.“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为名，何由考之……何试上自予，忠名弥彰？”（《天问》）
屈原在天问里一口气问了一百七十多个问题，直接，不加掩饰，其中不乏天地哲思、安身立命、家国运行的根本问题。谁要是能比较好的回答了这些问题，他一定就能成为成功的哲学家了。天问何尝不是问天？《天问》中，问天地、日月、山川、灵异之外，也问历史世事。这篇深邃的问题集，何尝不是诗人自己的困惑？而这也是屈原哲思、精神所延伸的结晶，他似乎是要求得一个解答，找出一个因果。这些问题也都是春秋、战国以来诸子百家所探究的问题，老子、孔子、庄子、墨子还有韩非子都为这些问题所围困，他们在回答这些问题是发出了耀眼的后世难以匹及的光芒，也许，很多时候，我们缺少的，就是天问的勇气。
7 “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 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渔父》）
如果这是屈原所作（今人已多不再这么认为），无疑这是他生命的绝唱了，渔父与屈原的对答成了千古绝谈。一个屈原很执着，一个渔父很旷达。渔父是作为屈原的一个对面，但不是一个对立面，屈原是要坚持自己的操守，渔父则不妨随和一些，于世浮沉。此篇对后世影响很大，为后代文人和失意者提供了精神范式。可以说，每个人基本上都会面临如是屈原和渔父的选择，每种选择都无可厚非，屈原的选择固然高格，渔父的选择也十分清醒，一个为理想自弑，一个不做无谓的牺牲。《渔父》在人生面临社会、理想的困境时，平等了给出了两种选择，渔父宛如老子，屈原如若墨子，各有各的坚守和苦衷，都值得我们尊敬，也给我们以指引。
8.“尧舜皆有所举任兮,故高枕而自适。谅无怨于天下兮,心焉取此怵惕?……赖皇天之厚德兮，还及君之无恙。”（《九辩》宋玉）
由于郭沫若历史剧《屈原》的影响，宋玉在普通读者那里的印象很不好，很少有读者愿意仔细去了解宋玉的生平和创作而直接下结论，这对宋玉来说是不公，他无法争辩；对读者来说则是不幸，离真实愈加遥远。宋玉虽在顷襄王时做过官，但终不被重视，同屈原一样，也被谗罢官。宋玉不像屈原那么为理想激烈，也违心的做了一些有违良知的事，但他没有过分，即使在有污点的政治履历上，他也不能被冠以坏人。婵娟之事也好，没有替老师说话也罢，这不是他所能改变和能影响的事，反而他隐忍着努力做了很多。从《九辩》的最后一歌看“尧舜皆有所举任兮,故高枕而自适”，他也是被遗弃的对象，他在《九辩》里即暴露了楚国统治者的黑暗，又悲痛地诉说了战乱对人民带来的伤害，在现实意义上，他甚至比屈原更清醒也更能承担。他发得个人失意，也留下了“宋玉悲秋”。有强烈的正义感无疑是好的，而清醒隐忍的人也是值得尊敬的。
9.“惜余年老而日衰兮，岁忽忽而不反……使麒麟可得羁而系兮，又何以异乎犬羊”(《惜誓》贾谊)
这是一篇不长的骚赋，很明显，它是“惜屈子之誓死，不知变计也”。贾谊与屈原有诸多相似之处，也广为所知。某种程度上，《惜誓》何尝不是贾谊写给自己的呢。他一方面惜屈原借不知变通，何尝不是劝说自己呢，屈原自投汨罗；梁怀王骑马跌死，他痛哭郁闷，随之而逝，才三十三岁，这样的结局和屈原差不多了。从“麒麟可得羁而系兮，又何以异乎犬羊”的结语来看，他和屈原都是不会为理想而变通的人，他们都是纯净的激烈。即使真心想“惜誓”，他们也不会真的“惜誓”，这才是他们最大的不幸。安妮宝贝的小说里的人物大多清醒地疼痛或走向死亡，不留任何余地，给人极大地韧性和无望的冷静。我们可以说，屈原和贾谊也是这种清醒地无法逃脱的人，仿佛希腊神话中明明知道自己命运，又毅然投入的英雄，在强烈的悲剧色彩中发出震撼人心的力量。
10.“悲兮愁，哀兮愁……配稷契兮恢唐功，嗟英俊兮未为双”（《九思》王逸）
终于写到王逸了，他是汉代《楚辞章句》的作者。我们今天对楚辞的了解，很大程度上就要归功于他，我想，他无疑是对楚辞置身了解的。从这篇《九思》来看，他为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知识分子的普遍境况和典型心态进行了总结式的开启。逢尤、怨上、疾世、悯上、遭厄、悼乱、伤时、哀岁、守志，如此全面。每一个都从现实世界起，以理想境界终，这里有痛苦、有解脱，但终还是无法释怀。我不知道可不可以用消极浪漫主义来概括楚辞，但无疑，它是悲剧色彩的，并且给我们强大的精神能量。《九思》里，你可以看到屈原、宋玉、贾谊、也可以看到东方朔、王褒、刘向，当然，你也会看到王逸自己，也会看到王逸后世的一个个知识分子离乱又受苦、不甘与善良的灵魂。到王逸时，这篇带有总结性质的《九思》，仿佛让人长舒一口气，楚辞从屈原写到这里，该收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