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眼前的这位中国出身的妈妈，我对她说：“爱与宽容。有了这两点你跟女儿的关系就会好起来。”

我没有学过心理学，也不信什么上帝。就在那么一个瞬间，说出这句话的我突然觉得自己很崇高很神圣，关键是还很真诚。我想我一定感动了她，因为她顿时哭了。我接着说，你改变不了孩子，你只能改变自己。

这是一桩非常复杂的案例，主人公是个马上就到20岁的有轻度的智力障碍的女孩，我们暂且叫她小楠，父亲是日本人，妈妈是中国人。听说小楠曾经在小学期间遭受妈妈的虐待，而现在地位改变，妈妈成了小楠虐待的对象，负责此案例的丸山小姐头疼了好长一段时间，并且出主意要妈妈报警。可是妈妈却一边说要被小楠杀死，一边又说不想惊动警察，丢不起那个人。

丸山小姐是个温柔理性的心理咨询师，不管电话那头中国母亲如何失控，她都保持着职业性的冷静。但放下电话，她就叹长长的气，还会把头埋在桌上。就是在那个时候，我走进她，问：需要我帮忙吗？

“真的？所长出马？”丸山眼睛一亮。

“如果我能起点作用的话。就怕我也毫无办法，反倒添了麻烦。”这话一说出来，我又被自己的谦虚谨慎的态度稍微打动了一下。“那如果小楠妈妈再来电话的时候，把电话交给所长您？”丸山眼睛越来越亮。

我说：“这样吧，她再来电话，你约一下，我们见一面。没有见面，电话里说话没底。”

打开手帐，我告诉她可以约在明天的下午。

就这样，那位传说中的中国出身的妈妈来到了我们单位，坐在我和丸山的对面。这是一位一眼就能看出同胞气息的中年妇女。硬硬的一头短发，微微发福的身材，素面朝天的微红色的圆脸，因为情绪激动而形成的眉宇间的两道竖纹令人焦虑不安，不知为什么，我下意识地用手指把自己的两道眉毛梳理了一下，因为那个位置上的竖纹也容易出现在我的额头上。不过，她衣着倒是干净，当然谈不上时髦，令我感觉异样的是她的日语，那是没有接受过专业培训的语法漏洞百出的日语，但很流利，语感也很自然。这是因为多年生活在日本，自然而然从生活中掌握到的，总之沟通是毫无问题的。

但她的日语语法，我却听得胆战心惊。忍不住重复她说的，实际上是在纠正。这是我一个非常不好的毛病，我立马打住。我也不明白为什么我们不直接用中文交流，也许是为了照顾同席的丸山听不懂中文？还是因为日语更易表达？总之我听懂了她激动昂扬的叙说。

我边听边记，又在纸上画了好几条线。我的脑子在飞快地运转，在她结束谈话的同时，我已经把她的问题和诉求总结归纳出来了。我于是发言。当然首先是肯定她。其实，我的思维里已经判断出所有的问题就出在这位中国母亲的身上，甚至可以说有这样一位妈妈是小楠的不幸。

怎么说呢，用一个刻薄的说法就是，这位妈妈缺点什么。或者用我们老家方言说，那就是“不熟”。再加上自以为是，用陈旧不堪的价值观去控制女儿，美其名曰是爱，是奉献，是担心，但实际上就是一个神经病的妈妈打着“为了你好”的名义控制有点弱智的女儿。而这个弱智的女儿在长大成人之后只能用暴力来对付和反抗母亲。

我们的谈话用了两个小时。我在帮助她分析和梳理情绪的时候，中文和日文并用，实话实说的时候是需要单刀直入的中文的。总之，这位母亲在我们面前哭了，趁着她哭的时候，我又举了一个我朋友的案例。我说，这个朋友和她老公都是中国人，老公在日本大学当老师，他们的大女儿也是发育障碍，而且比小楠要严重得多，在这个孩子两岁的时候，他们发现不对劲，查出来问题之后，那位大学老师的爸爸说，感谢这个智障的孩子选择我们做她的爸爸妈妈，我们一定要好好地去爱她。如今这个孩子已经高中毕业，在一个福利单位工作，每个月有几万日元的收入呢。每天乐呵呵的，只要一看到她，我都会从那个孩子身上发现快乐和感受到幸福。

我讲到这里，她突然说，那个女孩是不是叫“心美”？我说，是啊，你认识？我认识！跟我家小楠是高中同学呢。她俩在同一个特殊学校。

我这才发现这位中国母亲眉宇间的两道竖纹不知道什么时候消失了，她的眼睛因为流过泪而明亮起来，她的脸颊红红的，把身体凑过来给我们讲了一段故事。那是在小楠六岁的时候，我得了非常重的感冒，医生要我住院，因为孩子还小我死活不住，晚上小楠搂着病弱的我说，可怜的妈妈，赶快好起来……

这位母亲讲的故事到此结束了，讲完后她眼睛又红了，她流着深情的泪说，其实小楠是个心地善良的孩子。

我和丸山什么也没说。我们都知道有些东西在发生质的变化。我们需要沉默的空间和时间。

在最后，我对这位母亲说了开头的那句：“爱和宽容。”我和丸山一直把她送到门口，她深深地鞠了躬行了礼，用手胡乱抹了一下眼睛，然后笑了，她对我说：“轻松多了！”

其实，她不知道，我也轻松起来了。在丸山的道谢声中，我回到了我的办公桌。但我不想再工作了，我的能量也几乎用完用尽了。我远远地听到丸山激动地跟其他同事叙述这两个小时面谈的成果：幸亏所长，小楠的妈妈来时和走时的表情简直判若两人。有些话，也只有所长能说！

我装着没听见，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走向卫生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