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重声明:文章系原创首发 文责自负
街口修鞋摊的旁边，总停着一辆灰扑扑的小面包车。车厢里塞满了旧书、旧衣，还有一只磨得发白的帆布包。车主老周，今年刚满六十，头发花白，腰板却挺得笔直。他开这辆车已经十一年，每年跑六趟，把城里的“闲置”送到五百公里外的山里去。
老周其实不缺钱。退休前，他是电力局的高级工程师，退休金每月八千出头；老伴在学校食堂做会计，也有三千多。可他们身上常年是那几件洗得发软的工装：冬天深蓝、夏天浅蓝，春秋再套件褪色的冲锋衣。熟悉的人打趣：“老周，你们老两口是打算把钱带进棺材？”老周只是嘿嘿一笑：“棺材用不着，灯泡才用得着。”
他说的“灯泡”，是山里的教室。
我第一次听见，是在去年腊月。那天我拎着一双脱胶的靴子去找他修，正赶上他往车上搬纸箱。箱子里全是台灯——老式的夹式台灯，金属杆弯了、塑料壳裂了，灯泡却还亮。老周拍拍箱子：“城里换LED了，这些就淘汰了，可山里还停电呢。”他随手拧开一盏，昏黄的光晕里，我看见纸箱侧面用红笔写着：四年级教室，八盏；六年级宿舍，五盏；陈老师宿舍，一盏。
那天晚上，我跟着他的面包车去了趟旧货市场。他把收来的旧衣按大小、厚薄分袋装好；把别人淘汰的保温杯、旧书包、卷了边的练习册，一件件码进纸箱。最底下，压着那只帆布包——拉链坏了，用别针别着。我悄悄掀开一角：里头是一沓用皮筋捆着的电费单、维修单，还有一张折得四四方方的奖状，印着“周光亮同志，支教突出贡献奖”，落款时间是2012年。
回程路上，他忽然开口：“我闺女小时候，写作业得趴灶台，柴火熏得直流泪。后来考上大学，第一志愿报的是师范。”他顿了顿，“我就想，让山里娃早点亮堂起来，别像我闺女当年，把眼睛熬坏了。”
车灯扫过街边的垃圾桶，一只被丢弃的地球仪滚到脚边。老周停车，弯腰捡起，用袖子擦了擦：“还能转。”他把它塞进纸箱，像塞进去一个完整的宇宙。
今年端午，老周破例穿了件新衬衫——浅蓝色，领口还留着折痕。他说，山里的六年级要拍毕业照，他得去给孩子们颁奖。衬衫口袋里，别着一支旧钢笔，笔帽磨得发亮。那是他闺女用第一笔工资买的，如今用来给每个孩子写一句赠言。
傍晚，我路过街口，修鞋摊空着，面包车也不在。摊位上却放着一盏小小的台灯，底座贴着纸条：留给夜市摊的姑娘，天黑收摊别磕着手。纸条被风吹得翘起，像一盏小小的帆。
我忽然明白，老周和他老伴儿身上的旧工装、那辆灰扑扑的车、那只别着别针的帆布包，都是光的容器——它们把城市里被忽略的、被丢弃的、被轻视的，一点点收集起来，再送到山里，点亮那些还没被看见的童年。
第二天清晨，面包车回来了。老周下车，第一件事是把地球仪挂在修鞋摊的遮阳棚下，轻轻一拨，它便悠悠地转起来。阳光穿过塑料外壳，在地面投下一片旋转的淡蓝色影子，像一片小小的海。
他冲我扬了扬下巴：“好看吧？山里娃说，这是他们见过最大的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