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跳舞時就跳舞，睡覺時就睡覺；獨自在一片美麗的果園裏散步時，我的思緒偶爾會在別處，大多數時候，我會很快把心思引回到散步上的回到果園，回到這獨處的甜美，回到我自己身上。
（一）
在1586年，他的領地上的村民全都遭了洗劫，農業在過去一個世紀恢復的元氣毀於一旦：
活著的人不得不遭受痛苦，那些還未出生的，也不能倖免。人們遭受了劫掠——間接地也就是劫掠了我——甚至被奪走了將來的指望，因為他們在今後許多年裏賴以維持生計的一切都被搶走了。
葡萄是這個地區的首要財富，現在卻都挂在藤上；每個人都麻木地做著準備，等待當夜或第二天就會降臨的死亡……我看到一些人擔心死在後面，主因是因為那可怕的孤獨；一般來說，他們唯一關心的，就是不要曝尸荒野。……
這是一場可怕的噩夢，不過蒙田從中卻有所領域；他領域到，不是古人那種斯多葛主義的道理，因為，他看到，一心想著死亡、等待死亡，並沒給這些人帶來任何好處：“如果你不知怎樣面對死亡，不要擔心，時候一到，自然，會用她簡單、明白的方式，告訴你該怎樣做……別在這事上費思量。”儘管他曾經像西塞羅那樣，認為“哲人的一生是思攷死亡的一生”，但現在，他的觀點已經發生了轉變：“生命應該以自身為目的和歸宿”；“死亡確實是生命的終點，但不能說它因此也是生命的目的；它是生命的結束，是生命的盡頭，但不能因此說它就是生命的目標”。他最終直言：斯多葛主義者，是“最陰鬱的一群”。
他擯棄了對冷漠的追求……
世界處在永恆的運動之中。一切都在不停地運動，腳下的大地、高加索山脈的岩石、埃及的金字塔，既有同步的運動，也有各自單獨的運動；所謂不變，不過是較為緩慢的運動……我不描繪永恆的存在，我描繪瞬息即逝……
合上斯多葛主義的箋箋小冊，蒙田打開了生命的大書。
蒙田也許是歷史上第一個對意識領域進行探究的人，儘管並非像笛卡爾那樣，以獲得確定性為目的，而是尋求為生命自身正名。思攷也許會讓我們與自己分離——“我的思緒偶爾會在別處”，但哲學的任務，是把它“帶回到”人自身，是讓我們在人生的果園裏放慢腳步，儘量長久地把生命“甜蜜”和“美好”的滋味留在嘴裏。
在後期的文章中，他說“幸福的源泉，在於快樂地生活，而不是……愉快地接受死亡”。
蒙田於1592年9月13日在家中去世。
（二）
蒙田去世前，安東尼•培根曾來拜訪過他；安東尼的弟弟弗朗西斯•培根，將取法蒙田，於1597年，推出自己的《隨筆集》。
蒙田身後，聲望更是與日俱增，《隨筆集》再1590年被翻譯成意大利語，英語、荷蘭語和德語的譯本，也分別於1603年、1692年和1753年出版；以後還會被譯成多種不同的文字，包括漢語、日語、俄語、阿拉伯語和希臘語。越來越多的讀者和從事寫作的人將會發現，蒙田是最有吸引力、最讓他們覺得心氣相投的作家；奧森•威爾斯（Orson Welles）說，蒙田“不拘何時何地都是最偉大的作家”。
但是，也許蒙田最心有靈犀的讀者，是莎士比亞，在他的戲劇《暴風雨》裏，貢柴羅的一段台詞，幾乎逐字逐句抄自蒙田在《食人族》中（約翰•弗羅里奧《隨筆集》英譯本）描寫“黃金時代”的一段文字：
我會回答柏拉圖，在這個國家，沒有貿易，沒有文學，沒有算術；沒有地方官的設立，也沒有政治上的權貴；顧佣、財富和貧窮，都不存在；沒有契約，沒有承襲，沒有地界，沒有職業，所有的人都不做事……如果我是這個國家的君主，我該怎麽辦？……
——《隨筆集》弗羅裏奧（John Florio）譯本，1603
在這共和國中我要實行一切與眾不同的設施；我要禁止一切的貿易；沒有地方官的設立；沒有文學；富有、貧窮和顧佣都要廢止；契約、承襲、疆界、區域、耕種、葡萄園都沒有；金屬、穀物、酒、油都沒有用處；廢除職業，所有的人都不做事，所有的……
——《暴風雨》第二幕第一場，148-155行
可以說，莎士比亞用他的全部悲劇，一步步演繹了蒙田對人類理性的矛盾侷限的主張。
憑藉一種更為審慎的自我意識，哈姆雷特傾覆了斯多葛主義的“決心”和軍人式的堅強，……這些想法，現在看來儘管尋常，但在此之前，劇中人物從來不會說出這樣的話，不會把認知與知識作為人類——因而也是戲劇——經驗的核心；莎士比亞其他的悲劇主人公——麥克白、奧瑟羅和李爾王——似乎也被推動著沿一條類似的軌跡前進：經歷了懷疑，喪失了思想的能力，看不起眼前的世界，同時，卻獲得了對自我的認識。
（三）
難怪許多文學史家會認為，蒙田標誌著這樣一種現代個人主義的開端，它以哈姆雷特的迷惘無措為象徵，並在笛卡爾的思想中達到頂點。
活著就是思攷。對笛卡爾而言，我們的存在是有疑問的，因此要用“我思”去證明；在蒙田看來，有問題的不是存在，而是我們的能力，看我們能否對其進行欣賞、咂摸品味它、使它與我們貼近。
對蒙田來說，這種自我品嚐，從來不會是一個可以簡單地結束的過程，因為這種品嚐，反過來也會使我們自身發生改變：“我造就了我的書，我的書也同樣造就了我。”因此，我們必須靜心呵護、培育自己的生命，就像培育在藤上慢慢成熟的葡萄。
就像蒙田在《論相貌》中說的：“我們每個人，都比自己所知的更為富有。”
他寫了一部狂野不羈、稀奇古怪的書，相似的書全世界再也找不出第二本。
（四）
但最為重要的是，蒙田對自己的意識，他那種生動的與自己認識交往的感覺，並不與他在更廣泛意義上的社會責任感相矛盾。這是他和笛卡爾的真正區別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