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晨空气清新，迎着朝霞走出房门时，听见麻雀喳喳叫个不停。
于是，停下来看他们在缓台的栏杆上蹦来蹦去，忽然感慨到已经好多年没有注意这个小生灵了。
童年，我生活在农村，那时候麻雀是最常见的，因为它和农民争夺产量本来就不高的粮食，曾一度被列为“四害”之一。
2016年12月20日《文汇报》第8版《“除四害”一个时代的集体记忆》这篇文章，正是我所经历的事实：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举国上下开展了以“除四害”（四害系指老鼠、苍蝇、蚊子、麻雀，1960年以后以臭虫取代麻雀）为核心的爱国卫生运动。
说起“除四害”的种种场景，亲历运动的老一辈人都有难以忘却的记忆。清晨，大家拿着长竹竿、汽枪或鞭炮爬上房顶，手执旗子、扫帚、毛巾吆喝着，敲打锣鼓和脸盆追赶麻雀。家家户户用开水灌老鼠洞，用六六粉熏蚊子，集体去厕所、菜场等场所捕灭苍蝇……这场运动，留下的不仅是一代人的记忆，也给一个高度政治化的卫生制度贴上了鲜明的时代标签。
对于很多中小学生来说，打苍蝇，灭蚊子，定期上交“除四害”的战利品，是学生时代经常要完成的作业之一。1958年，高建国还是上海普陀区某小学二年级的学生，有一天学校领导说要放十天假，不用上课，专门“除四害”。十天之内,每人要消灭苍蝇、蚊子各一百只,老鼠十只,麻雀十只。苍蝇、蚊子要验全尸,老鼠交尾巴,麻雀交脚爪，没有完成任务的，不准进课堂。为了完成任务，同学们会不约而同地来到公厕聚首，把打死的苍蝇、蚊子装在小瓶子里，老鼠尾巴和麻雀腿用废报纸包好，到时候上交给老师。
可是，环境的改善却没有带来相应的粮食增产。1959年春,一些大城市的树木发生了严重的虫灾,农村也出现遍地虫害、粮食减产的现象。一个事与愿违的现象出现了：四害几乎绝迹了，粮食咋没增产呢？
1959年底，时任中科院党组书记张劲夫为首的一批科学家就麻雀问题写了一份报告，提出：“生物学家倾向于提消灭雀害，而不是消灭麻雀。”这个建议也为中央所采纳，麻雀被“平反”，代之以臭虫，1960年以后，“四害”也相应变为老鼠、臭虫、苍蝇、蚊子。当年人人喊打的麻雀，现已列入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名录。
我小的时候，向学校上交过老鼠尾巴，却没有上交麻雀的经历。不过二哥经常夜晚去屋檐下掏鸟窝、白天下夹子打麻雀，我和妹妹没少吃二哥给我们整的烧家雀儿（麻雀），蘸点盐粒儿，那是真香啊。
而今，麻雀成了国家保护动物，不过在农村见到的麻雀数量反而没有那么多了，不知道是不是转基因种子影响了它们的繁殖，还是大量施用农药伤害了它们的健康。
现在城里的麻雀反而多了起来，它们靠吃什么为生呢？除了虫子，应该还有一些粮食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