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村子不大，约有百十户人家，分东头和西头，就是东半部分和西半部分，东头姓赵，西头姓崔，全是祖祖辈辈的庄稼人，没听说出过什么高官名士。
姥爷家在西头，一处三间房的土坯泥墙小院，院门和屋门都是老榆木的，窗户大概是清末民初的样式，木格子窗棂内侧糊着麻纸，整扇上下开合，屋梁上有垂下的吊钩。院子里一棵大槐树，枝叶繁茂的季节，树冠能遮住整个院子，槐花香弥漫四邻八舍，每年这时候，姥姥就会做槐花糕、凉拌槐花还有槐花馅包子，很好吃。到了采槐籽的时候，我便“奉旨”爬树，一展所长，事后还能得到姥姥五毛钱的奖赏！之开心像槐花香一样历久悠长。
这是与二老相关最早的印象，那大概是八十年代中期，我约四五六岁的样子。姥爷和溥仪皇帝同龄，生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比姥姥大五岁，我能记事时他们都已年过古稀，记忆里只有他们苍老而慈祥的模样。他们没有践行那个时代的“不生儿子不罢休”，显得甚是开放和先进，不知道姥爷的主观思想是不是真的这样。总之我没有舅舅，只有一个大姨，她嫁到了七里外的村子，偶尔会带着表哥和表姐来看望姥爷姥姥，表姐尤其聪慧懂事，颇得姥姥喜爱。母亲这一支，有我和两个姐姐，由于同村生活，和姥爷姥姥往来更密切一些，我们都是二老的心头肉。
不久后，父亲和母亲担心他们年岁大了，生活上会有诸多不便，于是把二老接到了东头和我们一起生活。
姥爷性格憨厚随和，寡言少语，大多时候只是天然而纯净的憨笑，从来不提要求、不提意见。母亲有次蒸包子忘了放盐，出锅后尝了才知道，姥爷已经吃了大半个，母亲问:“爹，尝着口轻吧？”，姥爷边吃边说:“行，行喽”。老人家年岁大了有些驼背，仍可看出是高大身材，一双大手粗壮有力，整个手掌都是庄稼地里磨出的多年老茧，浑身尖刺的蒺藜和苍耳，在姥爷手里却像剥了壳的花生，令我更惊叹的是他熄灭蜡烛的方式，竟然是用拇指和食指捏住火苗里的灯芯。他热爱土地，热爱庄稼，热爱劳动，八十岁的人了，总喜欢去地里找活儿干，面对母亲的劝止，都是嗯啊的笑着答应，一回身儿，就带着他的一把镰刀一个筐出发了。姥爷的劳动成果，是院子东侧一房高的草垛，有青草也有臭蒿和腐草，很多草根还带着泥巴，所以牲口不吃，所以也不用来生火，所以草垛有一房高。
盛夏时节，骄阳似火，火辣辣的烘烤着一切。接近晌午，大汗淋漓的姥爷背着一筐草进了大门，母亲见了忙接下筐嗔怪道:“爹，多热的天啊您还去，也不躲着日头早点家来，您要是中了暑就麻烦了”，姥爷讪讪一笑:“没事”。我正从屋里出来，姥爷一边摘草帽，一边向我招手:“快来，姥爷给你带了好么儿”，我跑过去，好奇和期待的看他在往汗衫口袋里掏，还让我猜，我急不可待地掰开姥爷故意攥着的手，见是三颗用苘叶包裹的野桃儿（萝藦），这玩意儿是田地野生的草本果实，形似枣核，拇指大小，剥了皮能吃，有点甜和浓浓的草味儿，据说在大跃进时期这是好东西，但八零后的我并不感兴趣，立刻有些失望，可一抬眼，看见姥爷四鬓汗流的咧嘴笑着，露出掉了大部分牙齿的牙龈，正热切的期待着我惊喜的样子，我刹那间切换了反应，用姥爷一样的兴奋表情，抢也似的把野桃儿抓在手里，剥开皮大大的咬了一口，姥爷呵呵呵呵的笑起来，开心极了。
大集，是农民最主流的贸易场所，我们镇上是农历过五逢十，五天一次。交易类别涵盖了农具、牲口、服装、日杂、食品、拔牙、算卦等等，简直包罗万象。也有人把赶集当作一种休闲方式，有事没事去转转，买点瓜果梨桃或是几斤点心，抽烟的买些烟叶，碰上熟人聊上一会儿，也挺好。我家的驴半年前降了仔，如今到了能卖的时候，母亲计划去集上卖掉，为了方便驱使小驴仔，准备用大驴套车赶集，顺便还能带上姥姥去散淡散淡，大姐二姐也闹着一起去了。父亲在乡工厂上班，家里只剩我和姥爷。该吃午饭的时候，仍不见母亲一行回来，不知道什么事耽搁住了。那天中午，我吃了具有姥爷特色的豪放主义疙瘩汤。姥爷叫开饭，我坐上炕沿，桌上摆了熟咸菜、腌咸蒜，和两只盛满的碗，碗里是飘着葱花和白菜稍儿的汤，汤里泡着三四颗鸡蛋大的面疙瘩，还有几颗小一些的，如鹌鹑蛋，我捞起大的咬一口，筋道十足，新奇和口感令我产生极大兴致，我问姥爷:“真好吃，这是怎么做的？”，姥爷只淡淡的说:“吃外面，咬出里面的白茬或粉面就别吃了，会闹肚子”。姥姥和母亲回来后听说此饭，笑的前仰后合，称我们爷俩是“敢做敢吃”，姥爷仍然是一脸标志性的憨笑。自此，这顿童叟疙瘩宴被传为佳话。
进入九十年代，姥爷身体大不如前，已经不再背筐割草了，每天只在房前屋后走走站站，而且渐渐有些糊涂。忘了是什么原因，从来不嘴馋、不挑食、不提要求的姥爷，时常说嘴里没味儿，母亲赶集前问他需要点什么，也不再像以前说“没有、不要”，变成了制式回应“给我带点糖块、茶食儿”。可是，买回来的半斤糖块，姥爷在当天晚饭前就吃光了，母亲惊疑又担心，反复跟姥爷确认其真实性，生怕吃出点什么状况，父亲也跑去赤脚医生老桂堂家讨长短，回来说不会有什么大问题，一家人才放了心。之后母亲再买了糖，便由姥姥保管，一天拿出三块五块给姥爷，当然，也时常惠济一下我和姐姐。事实上，姥爷的问题，三五块糖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家里的酒和醋开始惊人的消耗，前一天刚打的两斤一壶的醋，隔天就空了，骑车卖醋的老孟头不解的问:“你家…这么爱吃酸的啊？”，二姐也只好呵呵，敷衍而过。酒和醋也不能再放在明面上了。
自从没了其他口感刺激，姥爷的烟袋很少离手，烟叶装满硕大的烟锅，摁了又摁，点燃的前两口冒起寸许火苗，一袋接一袋。即便是夜里，也要把烟袋和洋火儿放在枕边，以备哪会儿醒了抽上一回，他的枕头、褥子、被头，被掉落的火星烫出的窟窿密密麻麻，个把月就得换。姥姥去世后，我和姥爷作伴儿同屋睡，我曾梦到学校失火，同学们在浓烟里乱窜，呛的疯狂咳嗽，咳醒了发现是梦，可浓烟却是真的，清醒一下才发现，姥爷的褥子已经烧了蒲扇大的一片，他正像熄蜡烛那样用手捏那些隐火，我窜出被窝去摸灯绳儿，并大声呼叫父亲，……
人的逐渐衰老大概是个回归过程，无论青年时的志在四方，还是中年时的困惑彷徨，到了姥爷这个阶段都变得毫无瓜葛，眼里只剩最熟悉的方寸之地，心里只留最亲近的三五个人，姥姥无疑是他最重要的那个。我想，二老那时也同大多夫妻一样，一起挥汗如雨，一起披星戴月，一起互道辛苦，一起悲伤幸福，互为半体六十余载的凝固，早已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生同一个衾，死同一个椁。
我记忆里，姥姥的形象就是干净利索，发髻梳的一丝不苟，常常戴一顶青色金丝绒帽子，有玉一样的帽正，上衣都是立领、偏襟、纽襻的那种，不管新旧，看上去永远干净得体。她是最后一代裹小脚的人，缠脚布连着裹腿，绑的匀称板正，走起来像踩着高跷，偶尔走急了便有些滑稽。也许，“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也许是共同生活的太久，彼此影响和渗透，姥姥和姥爷性格极为相似，他们终其一生都没吵过架，这倒是区别于大多数的两口子。对他人总是宽容大度，以笑为主，信奉吃亏是福，装得下所有委屈和苦楚，保持乐观，一如既往地与人为善。
听母亲讲，我从小几乎是在姥姥怀里长大的，整天地端着抱着，只要能腾出一只手就不会放下，当我偶尔睡在床上时，突如其来的哭声在姥姥听起来，简直就是冲锋号，不管在忙着什么，都会扑过来把我抄在怀里，有节奏的晃来晃去，并伴之成套的安抚之词，直到我恢复平静。哄睡时，也是同样的晃着，还有那时全国统一的催眠口诀“小老鼠，上灯台，偷油吃，下不来”。
伏天的闷热，挥之不去又无处藏躲，扇子扇出的风都是热烘烘地，待着不动都热的呲牙咧嘴，汗珠子滴滴答答，人们就趁一早一晚干点活儿，中午和下午，只有知了高亢而乏味的叫着，越发显得村子里蔫吧吧的安静。终于，一场大雨倾盆而至，下了整整两天，洗去了连日来的酷热，地里的棒子苗也变的精神抖擞。
吃过晚饭，天才黑下来，一家人在院子里乘凉。澄澈而幽深的夜空漂浮着大大小小的星星，有点发胖的上弦月洒下一院子清辉，墙上壁虎在捉蚊子，蟋蟀在黄瓜架里唧唧唧唧，远处蛙声一片，晚风柔和清爽。我躺在小笆上，姥姥盘腿坐在身边，指着天上给我讲:“那是七勺星，玉皇大帝的水舀子，把儿的朝向管着四季，东春南夏西秋北冬”，手指换了个方向又说:“这个是牛郎星，牛郎挑着她的一儿一女，过天河呢”，我问:“干啥去？”，姥姥说:“去和织女相会呀……”。一晚上给我讲了好多天上的故事，我听着听着打起瞌睡，姥姥随手把枕巾盖在我的肚子上，轻轻拍着我吟唱:“小小子儿，坐门墩儿，哭着喊着要媳妇儿，要媳妇 干嘛，点灯 说话儿，吹灯 作伴儿，早上起来梳小辫”。
姥姥姐妹七个，大姐当年和同乡曾在宫里当差，1924年，冯玉祥将溥仪等一干皇室人员赶出紫禁城，他们也被遣散回了老家。姥姥有一只瓷罐是大姐送的，工制极为精巧，是姥姥最珍爱的家什。1942年，日军在冀中平原展开大扫荡，人们纷纷东躲西藏，姥姥始终把这只瓷罐带在身边。直到七十年代末，才从柜子底拿出来摆在柜子上，姜村有个专收老物件儿的姜凤台，觊觎这罐子多年也未能如愿，姥姥始终就一句话“我们没打算卖”！
我七岁上学，那时每个村都有小学，我们学校和村办的玻璃厂挨着，听说这里最早是个庙，后来被改造成了兵营，改革开放以后村里又把兵营利用起来，成立了小学和玻璃厂。我和一个同学在课间打闹，他在玻璃厂后面追上了我，纠缠间我一个趔趄，右脚的凉鞋掉了，光脚踩在废玻璃堆上，一支铅笔粗的碎玻璃管儿几乎洞穿脚掌，血呼呼地往外涌，同学吓坏了，丢下我哭喊着跑去找老师。老师见情况严重，没敢动还插在脚心的玻璃管，抱起我就往老桂堂家跑，并打发其他人通知我母亲。折腾到当天夜里，在市医院住下了，玻璃管已经拔除并止了血，大夫说还得拍片子看看创口里面的情况，如果有玻璃残留或伤到筋膜和跖骨，很可能得进一步手术。
很不幸，情况果然如大夫所料，这意味着医疗费也将雪上加霜，父亲东拼西凑跑了一天，还差三分之一，医院那边催着安排手术，母亲愁肠百转，茶饭无心。一天又快过去了，姥姥拄着拐棍儿从外面进来，跟母亲说:“别着急，我这还有些钱，你看看够不够”，说着从怀兜掏出手绢，里面裹着厚厚的一卷，整整齐齐都是十元面额的大票，母亲怔怔的看着姥姥问:“娘，你哪来这么多钱？”，姥姥柔声道:“孩子看病要紧”，说完就向里屋踱去，双脚和裹腿上沾满了尘土。
原来，姥姥在得知我情况的当天晚上就没吃饭，第二天嗓子就肿了，母亲从医院回家后的表现，更使姥姥饱尝无能为力的焦急和难过。午饭后，姥姥悄悄地拄着拐棍儿出去了，她去了六七里外的姜村，将她心爱的瓷罐卖给了姜凤台，往返十几里的土路，走一阵歇一阵，用了近四个小时换回了四百五十块钱。后来是姐姐在炕席下发现了她血迹斑斑的裹脚布，这件事，深深的刺痛了我们，令一家人至今都对姥姥感到心疼和愧疚。
冬天下了雪，是打野物的好时候，不过，平原地区无非有些野鸡、鹞子、鹌鹑、野兔等，且数量越来越少，现在能见到的只有麻雀了。美好的寒假开始了，爷爷带着三叔和我还有几个小伙伴，在冰天雪地里转了大半天，只用粘网捕了几十只麻雀，一只鹞子是爷爷用土枪打住的，连野鸡和野兔的踪迹都没发现，三叔说这活儿人多了不行，爷爷说主要是带我们玩儿。最后爷爷把麻雀给他们分了，那只鹞子给了我，说:“拿回家给你姥爷下酒吧”。
回到家，我惊喜的发现表哥和表姐来了，正在和大姐二姐聊天，我忙不迭的拎着鹞子跟他们显摆打野物的事儿。一放寒假表姐就吵着要来看姥姥，大姨把他们送来，不放心家里的老母猪产仔，又急匆匆回去了。
晚饭的炕桌刚擦干净，我就跟姥姥说:“表哥表姐总也不来，您不给他们拿点罐头点心尝尝？”，姥姥呵呵呵的笑起来:“诶呦～刚吃了饭，你这饿和馋还分两门子亲啊！还拿人家当挡箭牌”，我嘿嘿笑着，母亲说道:“娘，给你买了吃的您就趁新鲜吃，您可好，不是等着都便宜给他们，就是放的长了醭”，姥姥撩开窑窝帘，拿出一大盒麻糖，姥姥盘腿坐在炕头跟母亲说:“我最爱看他们一块儿吃东西”。吃罢了点心，我们五个又缠着姥姥讲故事，每人披个大棉袄围成半圈，听的津津有味，脚丫子却冻得没处躲藏，大姐说了一句:“诶呀～咱姥姥这真暖和”，我们顿时群起而攻，纷纷伸脚狠劲地往姥姥屁股底下拱，我们也没个轻重，姥姥哪里招架得住，险些从炕头掀翻到地上，母亲也被吓了一跳，喝道:“去去去，都几点了，全睡觉去吧”。
1991年秋收，我家老的老小的小，严重缺乏劳动力，父亲和母亲起早贪黑地赶进度，大姐二姐也力所能及地投入其中，姥姥承担起了做饭的任务。一个傍晚，姥姥按部就班的添水、和面，我觉察姥姥状态似乎异于往常，我抱柴火回来，发现姥姥正堪堪向风箱上倒去，我扔了柴火紧步上前扶住，几分钟后状态恢复了一些，姥姥继续做饭并告诉我不要跟他们说。其实，根本不用我说，母亲回来发现蒸的馒头大大小小、七扭八歪，姥姥躺在炕上不言不语，额头上还磕了个大疙瘩，立刻意识到姥姥的情况不妙，必须要到医院做检查。
医院的结论是中风，并且已经有些日子了，姥姥一直在克制和隐藏着头晕、头痛、肢体麻木等症状，直到无法坚持，却已经错过了最及时的治疗时间，永远都不能正常活动了。
母亲自责，痛彻心扉。
几个月来姥姥病容日甚，这天，突然精神大好，早饭的食量明显增加，不断的跟家里人说着话，母亲却轻轻啜泣起来，还打发姐姐去找三叔，让三叔设法通知父亲和大姨快来。中午时分，姥姥的状态急转直下。父亲和大姨到了，还有较近的几位亲戚朋友，一屋子人。姥姥靠着母亲半躺在炕上，母亲拽过一件棉袄搭在姥姥胸前，姥姥说:“我不冷，你披上点儿”，已经气若游丝。渐渐的，慢慢的，老人家呼吸越来越轻，终于在母亲怀里永远的闭上了眼睛……
姥爷是三年后走的，也是冬天，和姥姥一样安详，二老在另一个世界重新团聚了。他们出生于风雨飘摇的年代，生活在动荡不安之中，日复日年复年的兵荒马乱、满目疮痍，社会秩序几近崩塌，物质和精神都匮乏到了生命临界点，他们一生好辛苦！他们平凡而伟大！希望我们曾在二老的生命里留下过慰藉和幸福。
雾霭中的田野，显得苍凉和凝重，眼前这座坟茔决绝的隆起，千般过往都化于天地，无尽飘渺。我看着烧纸全部燃尽，转身往家走去，在无限的怀念中步入了没有姥爷姥姥的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