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一个绚烂的梦，从斑驳的记忆里悄然褪色，像一阵五彩的风，于生命的季节里轻轻吹过。十一年塔斯马尼亚游学经历留存于脑海中的印象，伴随着奔流不息的德文特河水悠悠远去。然而每当我闲暇幽思之际，霍巴特总是带着慈爱的神情浮现在脑海，勾起学生时代的经历，剪不断，理还乱。

世界上的历史文化名城，无一不因水而名，所谓滨海者眼界高阔，傍湖者灵气飞动，近河者流脉昌隆。同样，因为德文特河，霍巴特才显得丰神炯然，找到了可以飞升的灵魂皈依。承英格兰北约克夏同名河流之名，德文特河源于“塔斯马尼亚的眼泪” - 圣克莱尔湖，一路倾泻东南，与霍巴特交会于风暴湾。河水如同如同流淌的音符，与沿途大片的温带雨林，亚高山植被带，冰河时期雄浑壮阔的岩床交相辉映，演绎出一首首激昂顿挫的乐章，使人联想起贝多芬写与《田园》交响曲的序言：乡村生活的回忆，写情更胜写景。流连其间，不见丝毫人工雕凿，却能被时光的洪流裹挟到400年前的中世纪，眼前浮现出荷兰探险家范迪门远涉波涛，向所罗门群岛以南探索“未知的南方大陆”，在排山倒海的狂风巨浪之间穿越巴斯海峡，一路远眺塔斯马尼亚的海岸线。从范迪门到一个世纪以后的詹姆斯库克船长，野蛮的水手们劈波斩浪，把欧洲的血脉，语言，法律，美酒，牲畜，天花，殖民传统带到了这座南太平洋的小岛上，也一路挥起弯刀，举起火枪瞄准了土生土长的岛民，流下一滴滴殷红的印记，也留下了自己的血肉和灵魂，和流放的囚徒们长眠于此。

站在摄政王街的老槐树下眺望19世纪末的塔斯马尼亚大学，现代的柏油马路，两边的维多利亚式和都铎王朝式建筑纷纷隐去。那个身穿蓝色衬里的红袍，脑门油光锃亮，戴着一副圆形黑框眼镜的道布森校长从1890年的桑迪湾阔步走向他的露天讲台，那是第一节毕业生们的毕业典礼。遮天蔽日的巨大桉树下，修建于殖民时期的雄宏的砂岩建筑间，学生们正襟危坐，聆听着道布森爵士的毕业致辞。显然，毕业典礼没有grand chancellor酒店，没有接送的大巴 - 一切都折射着维多利亚时代的学究气息。羊皮纸质地的毕业证书，校长亲笔书写的哥特式字体，鲜红的石蜡盖上的火印章。轮到这位胡子拉碴，大腹便便的新晋药剂师上台领取证书，他穿着白大褂，活像一名厨师，端着一大盘画家调色板一般的各种混合草药，还有他新研制的澳洲版的“Zanbuc”-一种风靡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的止咳剂。梳着亚麻色辫子的助手抱着半人高的巨大纺锤药瓶，里面装满了绿色的提取液，这是她的毕业论文。那个没有分子生物学，没有精确计量，没有现代精细化学的配药时代，人们普遍相信“相似治相似”，捣碎的肉色蚯蚓能愈合伤口，贝壳粉可以强健牙齿。至于对药剂师的印象，仍然停留在中世纪的炼金术士apothecary，他们提取出各种植物的精华，混杂各种五颜六色的矿石溶液，蒸煮，升华，混合，炸出一阵烟雾，然后宣布良药已成，邪灵退散。

去到北霍巴特的小亚瑟街，整条街房屋错落有致，每栋房子都是超过160年的维多利亚时代文物。曲径通幽处，道路两侧垂柳依依，掩映着红砖黑瓦，绿色屋檐与米黄色墙面，有着猩红色大门黄铜门铃的小木屋是Barry的家。祖上爱尔兰裔，长着一头乌黑的鬈发，这个古生物学博士，勇猛的南极探险科学家，就着半杯卡布奇诺吹嘘着三十年前如何驾驶着雪橇摩托在澳大利亚南极科考站，全速飞越十几米宽的冰沟死里逃生，如何在零下45度的八级大风里用一人高的链锯，切下巨大的冰块取样新仙女木时期的冻土层，又是如何惊讶地发现日本科考队在漫长的南极极夜里鼓捣出的“中国菜研究所”聊以度日。南极，自古和霍巴特有着不解之缘，德温特河沿岸的深水良港旁，澳大利亚，英国，中国，加拿大，日本，各国的科考船停泊至此，作探险南极之前最后的补给。漫步至Salamanca码头的咖啡厅，你也许有幸能邂逅各国的科考精英，听他们操着各色口音的英语高谈阔论。在阴雨蒙蒙的深秋，站在秋水陡涨的河边体会着湿冷的西风，闭上眼睛聆听海鸥和信天翁的呢喃；抑或是在太阳风暴活跃的晴朗夏夜，成千上万的宇宙射线轰击着大气层，河流的尽头升起的莹莹绿光，让人不禁对世界尽头神秘的白色大陆浮想联翩。

走出Battery point，迎面便是一道宽展亮丽的秀水。容光焕发的德文特河静静地流淌，那么平静，那么沉默，那么从容，犹如慈爱的母亲，永远守护着美丽的塔斯马尼亚。没有人能洞悉那碧蓝河水深沉的内心，正像古老的河流冲刷出古老的文明一样，霍巴特的历史与文明也是从德文特河开始的。400年来，这座城市承载的历史变故，已经随着德文特河水渐行渐远。然而她留给我们的思考，却远不止美丽的沙滩，古色古香的英伦建筑，淳朴的人情民风。更多的，可能是关于历史兴衰的探寻，关于文明传承的思索，关于人类命运的瞻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