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眼神泛着智慧的冷光。

人生最大的幸福是什么？

——张爱玲

你还活着，其次是你还自由着。

活着是很好理解的，人就那么一口气在，你就是鲜活之物，就还心生希冀和未来。但，自由——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状态呢?

我们常常会听到现实中的人埋怨着：“唉，真不自由！”这里的自由或许很简单，就是一时的胸口堵塞，没有顺了自己的心意，有些人事让人觉得不畅快或短暂的淤塞中，习惯性的感觉而已。这是一种心灵的不自由，无关乎人身问题。

当然，如果演变成人身自由的束缚，那么，这里的自由就要另类地看了。一个人失去最起码的出行、交往、学习等日常生活秩序，如果这人生活在当下，那么大多数时候应该是一种被管制的状态，多为监狱囚徒，或一些特殊情形。超越了法律允许范围的控制人身自由，铁定是违法犯罪行为，不容争辩的事实。

张爱玲被囚禁了。这种囚禁无论在什么时代，都是非法的。囚禁的人都是违法者。但，这个违法者是谁？张廷重。张爱玲的亲生父亲。

限制自己女儿的人身自由，在张廷重看来，或许根本没有考虑到法律的范畴，只要人活着，没有谁会管到这庭院深深的大宅子来。那个一切都乱哄哄的年代里，死一个人，再正常不过了。当然张爱玲的身份不一样，毕竟家族庞大错综，父母前后二家盘根错节的复杂关系，她岂能轻易“去”了。

几重守卫，没有能靠近被关在屋子里的张爱玲，弟弟张子静也无法探望。房间有锁，有人把守，大门有锁，有人时时看着。如果要想逃出去，那么，还得经过大房子里许多通道，即使不是有专人看着，这也是人群集中的地方，根本逃不出家人和佣人的视线。但是张爱玲义无反顾地想到了跑，想到了离开这个黑窟窿。

这个已经不是自己“家”的牢狱，她是定了心，一定要离开。

试图过几次，都很理所当然地被严密布防的阵势请了回去，张爱玲便另想法子，将逃跑的心思收拢佯装起来，而悄悄地作一些身体的准备工作。

如果要想离开这里，必须要有一个好精神，一个好身体。逃跑难免碰撞或其他，总之强壮起来是百益而无一害。每天清晨，张爱玲便在有限的空间里，展开了自我训练。狭小的屋子不可能开展跑跳等剧烈运动，而且也不敢让其他人知晓，于是选择了缓和的健身操来练习，这也是一种固本护原的较好的保持方法。

在无望的日子里，张爱玲想些什么，还会做些什么？

一个人在最低落、最混乱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象到，起先的恨无由，天空是灰色的，房子是灰色的，铅笔是灰色的，灰色下许多图案拼凑的过去时光，如一幕幕剪影，黑白胶卷放像。张爱玲一生都喜好电影，电影是她生命里的最大乐子之一。她对于电影的爱，源于自己的母亲黄逸梵，黄逸梵这位新式女性最爱的也是这个。于是，每次有好电影，或者新电影，黄逸梵就会带了孩子一起去，但也是只有张爱玲有这份幸运，弟弟张子静是少些的，可见黄逸梵对张爱玲的爱。有一次，张爱玲为了看一部新电影，竟然突发地要从在几百里外的后母孙用蕃亲戚家赶回上海。迫不得已，弟弟便陪她坐火车回去满足了这渴求，一看便是两场。张爱玲对电影的痴迷可见一斑。张爱玲的写作，张爱玲式的思维，有时觉得她一直是在以一部电影似的舒展镜头延伸，所以才有无处不精彩的与他人的不同和区别。这段终身难忘的日子，也是张爱玲沉淀后的一种安静，她的许多思想由此产生，过去不再来，未来才是真正要去的地方，走什么路，她明白了自己要做什么和自己的人生方向。

可是，当她逐渐弄清晰这些后，一场大病险些要了她的命。

说病倒就病倒。到了今天，痢疾不是一个大病，只要抗生素尽快地用上了，见效很快的。在民国时代医学并没那么发达，最重要的是知道了此事的张廷重给予的态度和措施，他竟然不予理睬，俨然的自生自灭的做法。何干着急，非常着急，而男主人是张廷重，他说话作数，她如何能改变这个行径，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越来越痛苦、越来越虚弱的张爱玲。

但是，如果出了命案，何干有责任没，张廷重有责任没？如果要说张爱玲因故一不小心“去”了，谁也脱不了干系，何干首当其冲，没见过替罪羊吗？这样的事多了去了。看见这样严重事情可能会发生，何干于是寻了一个孙用蕃不在场的情形下，如实禀告了张廷重。

表明如果张廷重再不采取挽救措施，出了事她不负任何责任。何干是张家祖辈留下的老女佣，说话分量不一般。张廷重这下子才急了，生怕张爱玲不小心就这么撒手了，他会背上“恶父害死女儿的坏名声”，传扬出去，不是面子的问题，是做人都没得做了。谋害自己的女儿，吃官司，牢狱之灾，受人谴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