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在广州的新房看好日子择定六月一号乔迁新居，为了给新房闹房，我们邀请所有能去和愿去的七大姑八大姨前去庆祝。

第一个邀请的是七十多岁留守老家的父亲。

因为父亲曾经是个旅游达人，还是在80年代就冒险花掉一家人全年收入偷偷去北京旅游。

八十年代边远山区的农村，分田到户没几年，大部分家庭都在温饱线上挣扎着，不会挨饿受冻了，但想吃得好，穿得美还是不容易。一年到头全家收入大概一百多块钱，一毛钱可以买十颗糖果。

记得很清楚，小学三年级，母亲给我一毛三分钱，吩咐我放学后去学校附近的村医疗室买一小瓶风油精回来。

放学了，我一路狂奔跑去学校附近的医疗室，手里紧紧揣着兜里被我摸得出汗的一毛三分钱，生怕弄丢了，生怕口袋破了。

我相当清楚医疗室在二楼，但我还是先跑进一楼的小卖部，手里举着一毛三分钱，直朝糖果柜台走去，每一种糖我都用眼睛扫描过 ，动用数学考试一样的专注做了一道道数学题，一毛三分钱能买到这各种糖分别是多少个。

当售货员问我：买什么糖？打断了我做题思路，回答说：我只是看看！

我知道这一毛三分钱是母亲买风油精的，不看了，看也白看，马上坚定的跑出来直上二楼医疗室。哇！门没开，可能是医生出诊去了。

赶紧小心翼翼收好钱，回家第一时间老实回复母亲 ：门没开，次日再去买。

一毛三分钱安然陪我睡了一晚上，自己整晚做梦也很充足很富有的感觉。

第二天医疗室又没开门。

第三天放学后，我二楼都没上去，理所当然认为门没开，直接在一楼小卖部果断买了13个糖。

等到几天过后的一个晚上，很晚了，我装作忽然记起来的样子，悠悠的小小声跟母亲说，医疗室没开门了，一毛三分钱被我买糖吃完了。

接下来是整晚的安静，我自打娘胎出来第一次发现夜里太静不好，安静得呼吸也能听到。

从那以后，再也没人提起那一毛三分钱，但我自己清请楚楚记到现在。我不得不佩服母亲育儿有绝招，不打不骂却让我记得几辈子，内疚一辈子，从此再也不敢乱花一分钱。

明知故犯，知道是错的可还是做了，大脑一旦有了想法，就会围绕这个想法一直斗争着：想做—可这是错的—我觉得问题不大—我做了。大脑的潜意识有时真的很了不起还可怕。

我还小明知故犯，父亲不小也明知故犯。当时那种样子贫困的家庭条件，父亲竟然挥霍了当时全家一年的收入，偷偷一个人去北京瞻仰毛主席遗容。

每天都要起早贪黑干活的老爸，突然毫无征兆消失了。刚开始以为他是去走亲戚了，几天后会回来的，一星期后不见人影，家里开始发动亲戚、朋友和村里人到处找人。十多天后还是没有消息，村里人各种各样的猜想，议论纷纷，直到第15天后，大部分都不抱什么希望了，父亲出奇的安全回来了，风尘仆仆。

回到家里，全村人都来关心他，问他到底去了哪里，他只说是去了北京，可是没人相信，但全村除了他再没人去过北京，也无从问起，唯一最好的证明就只有包里用过的车票和一本人民大会堂宣传手册，还有一件女式大朵牡丹花黑色雪纺衬衫理所当然成为全村人的焦点，应该是专门买给我的，是小号的，我母亲穿不了的。

说到这里，请允许我擦擦感动的泪花。真的，当时这件花衣在村里算是很上档次的布料和款式了，全村人都打听过当时是父亲花了10多块钱在北京买的。而父亲这来回一趟总共就花了一百多块钱，大家都不知道他是从哪个地方，从什么时候开始存下这笔巨款，又是从哪个时间开始策划去北京的，在当时要积累这笔巨款最少要花几年的时间。

母亲又是出乎意料的安静，她艰苦节俭持家的委屈，全都由全村人帮她数落父亲无数次。

旅游没有错，错在家庭条件不允许。

崇拜毛主席更没有错，父亲也算是自告奋勇代替村里人完成了对伟人的至高膜拜吧。

错只错在不该有的欲望，人心里一旦有了欲望，明知故犯也要去战胜理智。

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的“三我”理论是这样阐释说：人格结构分为三层：最底层的叫“本我”，中间层是“自我”，最高层为“超我”。

“本我”是与生俱来的，代表人的原始本能，如食欲、性欲等，属于潜意识，它遵循的是“快乐原则”；

“超我”是本我的对立面，由社会规范、伦理道德、价值观念内化而来，其形成是社会化的结果。它遵循的是“道德原则”；

而“自我”，弗洛伊德认为，它处在人格结构的中间层，主要是调节本我与超我之间的矛盾，它一方面调节着本我，一方面又受制于超我。它遵循“现实原则”。

而“自我”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本我”和“超我”搏弈之后所呈现出来的“现实我”。

由于“本我”和“超我”的搏弈没有常胜将军，在不同的外部环境下有时“本我”占上风，有时“超我”占上风，所以才会有“多重人格”。

人人都是立体的多面的，只要是人，真善美和假恶丑就会同时共存其身，只是由于人们后天所处的环境和成长经历不同，才会出现千差万别的不同“自我”

生活中就要注意不要让自己的欲望过度膨胀，在不同的外部环境下，始终保持真善美的“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