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在海路上的参与大多与文化、外交目的有关，还都坐的是外国商船。

而在宋朝，中国转身向大海走去，由被动转为主动，成为海洋大国，海洋中国的“唐宋变革”。

那么，宋代的中国为什么转被动为主动？

又是如何在不直接邻近印度洋的情况下，成功“拿捏”印度洋的？

要更进一步了解“唐宋变革”，我们要来了解南海一号。

是一艘船而不是一个人，是大名鼎鼎的南海一号。

比起在宋元时期繁忙的海上丝绸之路挑选一个代表人物，不如挑选一艘普通的中国商船，更能体现这个时期中国对海洋亚洲的习以为常。

同时，南海一号对现代社会也很有意义，它的发掘过程刺激了中国水下考古从无到有的过程，树立了行业模范。

1987年在广东台山市上下川岛的海底中发现南海一号之后，1989年首次开展水下考古调查，随后又因种种原因停顿，直到2001年才重启水下发掘，之后在2007年整体打捞出水，又直到2022年才结束发掘阶段，前后发掘历程历经三十余年，发掘出超过十八万件文物，并且至今仍在研究中。

南海一号是目前中国所发现的保存最好、出水文物品种最丰富、数量最多、文物制作最精美的沉船，也是目前所见保存较为完好的唯一一艘公元12世纪的沉船。

杨斌说，南海一号就像一个来自八百多年前的时空胶囊，保存了我国古代海洋贸易的历史，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打开这个胶囊，还原这艘船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同时也能解答，那时中国靠什么成为印度洋的主要玩家。

从船的类型来说，南海一号是一艘典型的“福船”，也称“泉舶”，是产于福建泉州的一种中国帆船。

在宋朝，中国的远洋海船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泉舶，另一种是广州所造的广舶，可见此时泉州已经成为和广州并列的重要海洋枢纽。

根据历史记载，泉州港大约崛起于唐末，而后逐渐和唐代第一大港广州并驾齐驱，并在12至13世纪取代广州，成为宋元时期世界第一大港。

福船的特点是船只两侧翘，船底尖，船型短而肥，吃水深，稳定性很好，适合远洋航行。

以南海一号为例，沉船船体长23.8米，宽约9.6米，船首宽3.8米，乘客能有200到300人，载重量可能达到了200吨，是黑石号的近十倍。

特别是福船有一种水密隔舱技术，用隔舱板把船舱内部分隔成彼此独立而互不透水的几个空间，这样不至于漏一个洞就整船沉没，大大加强了远洋航行的安全性。

而且，分隔出不同舱区，船只就像内置了集装箱，简化了货物的装卸和管理。在南海一号发掘时，就发现不同货物分装在不同货舱中，井井有条。

有了福船，海上货运的安全与便捷都大大改善。

根据南宋文献记载，当时福船秋冬乘季风从泉州顺风出发，四十余天后抵达现在印尼的苏门答腊岛，在当地交易之后顺便过冬，第二年再顺风而行六十余天，最终抵达阿拉伯，这种联通两端的直达往返航线，基本上以中国船只为主。

泉州也曾出土过一艘南宋的福船，从船上的附着物种来看，这艘船是从阿拉伯附近海域返航的，更加证实了当时中国船的远航能力。

为什么中国能成为印度洋的主角之一呢？

答案就藏在南海一号的所载货物中。

以往学界认为，南海一号的目的地只到东南亚，但是在这十八万件文物中，印度洋同样有南海一号的客户。

在这十八万件文物之中，瓷器当然是占了大头。

这些瓷器大多数是江西景德镇窑、浙江龙泉窑以及福建的德化窑、磁灶窑等等民窑瓷器。

从这些瓷器产地来看，我们也能进一步确认南海一号的出发地在江西、浙江的外贸商品集散地，也就是福建泉州。

我曾经也在广东的博物馆见过这些近千年前的瓷器，和很多人印象中精美绝伦的外销工艺品不同，这些瓷器产品做工虽不能说粗糙，但绝对不算精美，图案大多重复、单一，形制朴素大方，明显是日常生活用品。

但这就是中国当时的底气：

宋代的中国瓷器虽然只有中国能生产，但并非是一小批达官贵人独享的小众单品，而是普罗大众都在使用的常见商品。

此外，南海一号还储存有很多铜钱，前后时间跨度长达两百年。

宋朝铜钱从东南亚到印度的印度洋沿岸都有考古出土，一方面是因为很多地方自己不会铸币，就直接用宋朝铜钱，另一方面是当地冶炼技术落后，需要用铜钱重铸铜器。

出于类似原因，南海一号船上还有大量的铁器，数量仅次于瓷器。

这些铁器大多数是刀剑的半成品，也有不少铁锅。

之所以不卖兵器成品，是因为宋朝禁止民间大量锻造和外销兵器。

东南亚和印度洋的海岛社会普遍缺乏铁矿，或者冶炼技术落后，中国铁器是“高科技”的紧缺用品，唐代就有僧人记载孟加拉湾的海岛上有土著人拿着椰子来换铁器的故事。

船上当然也有金银珠宝，而且更能证实宋朝福船在印度洋通航。

和其他商品不同，这些珠宝不少都充满异域风情，研究人员发现，这些金器以阿拉伯风格和宋代风格为主，间有北方的辽国风格。

特别是有一条阿拉伯风格的三重顶链犀角形牌饰金项链，做工精美，还可能镶嵌了宝石。

无论这些阿拉伯金器是外销商品，还是乘客佩戴的饰品，都说明南海一号出海之后的目的地，很可能就是阿拉伯。

宋朝丧失陆地霸权后，特别是南宋时期，朝廷不得不主动变革，加大了对海洋亚洲的参与，无数的中国海商乘坐南海一号同款中国海船远航海外，销售中国货物，为元朝成为海洋亚洲东部中枢奠定了基础。

而这时期的中国之所以能接住“泼天富贵”，成功把握主动，就是四个字，因势利导，凭借中国技术和中国货品在当地的稀缺性和普遍适用，解决这个阶段印度洋的“痛点”，不费一枪一弹就牢牢把握住了印度洋，让中国在印度洋的强势维持到了明朝中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