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村子坐落在马莲河的分支柔远河的下游，柔远河的上游有几处林场，每年盛夏发大水时，宽阔的河面上漂浮着一层柴禾，村子里的男女老少拿着工具，来到岸边捞柴。
刚从水里捞出来的柴禾，湿漉漉的，上面沾满了泥。洪水过后，人们把柴禾在河岸边就地铺开，在太阳底下暴晒几天后，再把晒干了的柴禾弄回家里，堆在门前。这是每家每户一年做饭和烧炕用的燃料。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受浮夸风的影响，生产队的庄稼地里几乎全部种的是玉米和高粱。
初秋来临，天气刚刚有了一丝寒意，玉米和高粱还没有完全成熟，柔远河两岸青纱帐似的庄稼地里，玉米像一个个胖娃娃似的挂在玉米秸秆上，细细的高粱杆好像承载不住沉甸甸的高粱穗头，弯下了腰。刚刚熬过饥荒年代的人们看着丰收的景象，脸上荡漾着喜悦的笑容。
人们抓紧农忙前的时间，开始将汛期从河里捞上来的柴禾收集在一起，摞成柴垛。每年的这个时候，一个外乡人就会出现我们的村子里。
他五十岁左右，中等个儿，国字脸，皮肤白皙，经常穿一身洗的发白的灰色衣服。当他独自一人走在路上的时候，嘴里不停地自言自语。村里人都叫他“倪疯子”。
这倪疯子并没有完全疯癫，只是脑子受了刺激，思维有些混乱。他的家住哪里，叫什么名字，没有人知道，大家只知道他姓倪。
后来，有人和倪疯子交流时，从他断断续续的表述中，村里人才初步了解了他的身世。倪疯子幼年时家道比较富裕，全家人不愁吃穿。父母送他读过几年私塾，倪疯子是他们村里少有的识文断字的人。他的家具体在西川什么地方，他也没有说清楚。
由于倪疯子上过学，接替了自己告老还乡的老师，成了村里学堂里的教书先生，整日和一群孩子打交道，他感到其乐融融。不久，父母为他娶了一个漂亮的妻子。可是，他的妻子并不安分守己，她看不起老实厚道的倪疯子，他们结婚不久，她就跟着一个走村串户的货郎私奔了。
倪疯子接受不了这个事实，大脑受了刺激。一开始他沉默不语，后来整日胡言乱语，根本无法继续在学校待下去，就回到了家里。
倪疯子的父母在世时，有二位老人照顾他的生活，他还不至于离家出走。
父母过世后，他和弟弟一家在一起生活，弟媳妇嫌弃他，故意在他的饭里放上线头和破布条。文人出身的倪疯子十分爱干净，他虽然有时疯癫，但能分清好坏，这样的饭菜使他根本难以下咽，他一怒之下离家出走。
倪疯子从不吃“嗟来之食”，在流浪过程中，靠给人打短工维持生活。从我记事起，每年初秋，他一定会在我们村待上一两个月，帮各家各户摞柴垛。
倪疯子是摞柴垛的把式，总是这家的柴垛还没有完工，那家就有人提前预约他了。他无论给谁家干活，都不收工钱，只要有个住的地方和一口饭吃，他就满足了。
我亲眼目睹过倪疯子摞柴垛的过程。他先根据雇主家柴禾的多少，确定柴垛的大小，然后在一块空地上，用比较长的柴禾围成一个四四方方的圈，其他人把小柴禾弄进他围成的圈里铺开。就这样，他每在外面围一层长的柴禾，给他打下手的人就往里面铺一层小的柴禾。柴垛中间的小柴禾，不仅要铺平，还要压严实，不然柴垛就会塌掉。最后，在柴垛收顶的时候，要用水、胶泥以及用铡刀铡碎的麦草，合成稠泥浆，在柴垛顶层漫上厚厚的一层，以防柴禾被雨水打湿。
堂兄六哥家壮劳力多，每年只有他们家捞的柴禾最多，倪疯子给他们家摞柴垛时，村里好多人前去帮忙，那景象十分壮观。只见倪疯子站在高高的梯子上摞柴垛，六哥的家人和前来帮忙的人分成三拨，一拨给倪疯子打下手，一拨从下面往上运柴沫子，还有一拨站在柴垛中心，把下面的人运上来的小柴禾铺平，压实。人们一边干活，一边聊天，不时有人讲一两句笑话，逗得大家呵呵大笑。
摞一个大柴垛，需要两三天的时间。倪疯子帮六哥家摞起来的柴垛，比生产队里的麦垛还气派。他们家的大柴垛，常常三四年都用不完。
倪疯子干活时，和平时简直判若两人，他手脚麻利，头脑清楚。经他的手摞起来的柴垛，无论大小，都有棱有角，就像一个艺术品。
村里有的人家不愿意请倪疯子帮忙，自己摞起来的柴垛不是下雨时被雨水浸透，就是早早的倒塌了。而倪疯子摞起来的柴垛，不仅雨水淋不着，而且永远不会倒塌。
尽管倪疯子不干活时，经常自言自语，和人无法正常交流，但我们村里人对他十分尊敬，无论给谁家帮忙摞柴垛，他都是那家人的座上客。
当家家户户的柴垛都摞起来的时候，倪疯子就悄无声息地离开了我们村子，没有人知道他的下一站会去哪里。
有一年秋天，天气都开始变冷了，地里的庄稼都收割了，村里有的人家把汛期从柔远河捞上来的柴禾堆在门前，被雨水打湿了，就摊开了晒干，晒干后又被雨水打湿，如此反复了不知多少次，可倪疯子还是没有在村子里出现。村里人只要碰面，就会互相打问：“倪疯子今年怎么还不来？”语气里既有期盼又有些担忧。
倪疯子就像全村人的亲戚，人们已经习惯了他的存在，习惯了他地自言自语，习惯了他帮忙摞柴垛。当有一天他不出现的时候，大家都开始想念他了。
倪疯子再也没有出现在村里人的视线中，他是客死他乡，还是回到了家乡安享晚年，没有人知道。从此以后，他消失了，消失的无隐无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