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义和团在京津地区活动加剧，特别是连续发生多起杀害各国传教士事件。清政府和各国使馆关系发生改变。
清政府对义和团的态度发生了从镇压到犹疑不定再到安抚利用的变化。各国公使为了保护他们的传教士、侨民和外交官，向天津租界调集军队，也蕴含着当清政府镇压不力时代为剿灭的意思。这就引起了清政府的不安，对义和团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主张安抚派占了上风。甚至发出了一个改变义和团定性的上谕，并改组总理衙门，任命端王载漪为首席大臣。这时慈禧太后决定不再对义和团进行镇压。
各国更加恐慌，政治诉求变为了武力干预。他们组成了一支联军，没想到遭到中国民众强烈抵抗，于是演变成了攻占天津大沽炮台。由于信息传递延迟，大沽炮台失守时慈禧还在纠结是战是和。消息送到后清政府立刻发了一份姿态强硬的外交照会～让11国驻华公使24小时之内前往天津的最后通牒。如何应对，各国公使莫衷一是，只有德国公使克林德建议集体前往总理衙门要求会晤。但大家都不同意，他只好单独行动。路上遭枪杀。克林德之死彻底让勉强维持的中外关系走向崩塌。
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把已经出走的清廷高层拉回了谈判桌。他们的要求有三个，一惩凶，二道歉，三赔款。经各方协商开出了一份惩处的肇祸大臣名单，其中包括端王载漪。清政府同意以皇帝名义致信德国、日本两国元首道歉。至于赔款各有算盘。德国、俄国人出于各自国内需要，希望利用这场战争大发横财。美国、英国、日本，特别是总税务司赫德认为，既要中国就战争军费进行赔偿，又不能超出中国的支付能力。这成为了谈判的共识与基础。赫德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就中国究竟能支付多少赔款，最适合的偿付方式是什么，中国能够最容易获得的岁入是什么，以及列强需要得到什么样的控制权四个问题提出了方案。后来又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就赔款问题进行调查计算和讨论。在保证中国经济还能正常运转的前提下，提出赔偿总额不得超过4.5亿两的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