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亮挂在椰梢，光却撒在黄土高原的枣树尖。一月耀九州，嫦娥的水袖长舞，轻轻揽住南北。南北的月毫无二致，只不过海南的月像从海里捞起，湿漉漉嫩酥酥的。

一个晴天同属南北，延安12℃，4月下旬的三亚31℃，导致飞机上的乘客换一路衣服。从秋换到春，从春换到夏，平平常常的一个小时竟然奢侈成一个季节。

从西安到三亚乘飞机，忽地到了。在这三个小时里，古人出了长安连临潼的地界都看不见。

时空的错位导致时间的流逝，时间的流逝导致思维导图的转变，思维导图的转变导致我们总是以现代化的智慧衡量古人的社会和烟火人间。

我们总是说我们很文明，但是谁能见到一块石头就能咏出千古佳句。我们总是说现代很发达，可钢筋水泥森林哪儿比得上一城的纯木建筑。大唐不夜城短短几公里的复古，就已经惊艳到令世界痴狂。

人一落地，热带的海风穿过椰林橡胶林榕树林抚在身上，有点像阿妹汗涔涔的手。水是洗去一路风尘的佳霖。以醒目的天蓝色地砖铺地，泳池仿佛落了几片蓝天，几朵闲云。试一试水温，凉而不冰，但参考一下无人问津的周遭，还是作罢。

在海南，大路小路都是椰路，就像广州所有道都是榕道、南京所有通衢都称梧桐路一样。椰风习习，梦想着有颗椰子掉在怀里，看似金黄翠绿摇摇欲坠的果实总是傲娇地高挂枝头，一点不像海南的天气那么热情。

海南看海，满眼开怀。

海水像抖动的匹练，蓝得离谱，蓝得梦幻。赤脚踏浪，有点奇幻小说写进现实的不真实感。

天涯共此时，海角连日月。天涯海角，不仅仅是地里概念，更是古人思维疆域的极南。相传清朝一大臣奉命南巡，到了三亚，看看大海一望无际，仿佛到了天边。即便登上巨石，眼界依旧被浩瀚的蔚蓝成功地阻隔。抚摸着被亿万年的海水打磨的永恒之石，文人墨客的骚劲促使他大笔一挥。天涯，就这样矗立在南海千百年。不到天涯海角就不算到海南的思维定势石头也一样固化了千年。

昔非今比，古人是没人愿意来这里的，作为三大流放地的海南当年是这样的：“一去一万里，千之千不还。崖州何处在？生度鬼门关。”

1097年，62岁的苏轼被流放，一叶孤舟载着满船的愁绪，在海南岛靠岸。苏轼本已做好了死在海南的准备。

有些人天生达观，有一点阳光，便能灿烂余生。苏轼曾是朝廷的中流砥柱，礼部尚书的份量无人能及。更何况他乃北宋文坛领袖，诗、词、文、书、画俱佳。

一朝天，京城繁华如烟。一朝地，海南蛮荒囚徒。如此大的人生反差苏轼却“既来之，则安之”。

文人最见不得愚昧，听说儋州城东有学堂，苏轼连忙去参观。到了现场，但见学堂荒废，老师“衣食不继”，学生四散。苏轼的心沉到了海底。在他心中，海南虽孤悬海外，但也应成为礼仪之邦、教化之乡。

一个有良心的文人就该是苏轼这样的。他在儋州建立载酒堂（东坡书院前身），开坛讲学。一年后，苏轼听到邻居儿童的诵读声，他高兴地摸着胡须吟诵“蛩然已可喜，况闻弦诵音。儿声自圆满，谁家两青衿。”在他耳中，海浪的呢喃都没有这天籁般的童音动听。

从赵匡胤黄袍加身到苏轼贬谪海南，一百多年，海南从来没人在科举榜上有名。苏轼来海南，一下洞开了海南的文化之门。冥冥之中，缘分自有天意。他就像海南的智慧灯塔，讲学若干年后，先是姜唐佐得中举人，其后又有符确进士及第，正应了苏轼那首没写完的诗：“沧海何曾断地脉，珠崖从此破天荒。”

林语堂先生曾说“像苏东坡这样的人物，是人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的。他的一生是载歌载舞，深得其乐，忧患来临，一笑置之。”东坡仅凭一己之力，就将流放之地变成了“留芳之地”，人的力量就像海浪，看似弱小实则博大。

天涯海角，蔚蓝海岸，我和苏轼一样，“同为天涯沦落人”。美景看累了，选个路边小摊，吆喝一声“来几只生蚝”。吃着生蚝，蓦然回首，恍惚觉得东坡居士就在不远处。哎，这个可爱的老吃货，就连烤生蚝的吃法都是从他开始的。

生蚝凉性，螃蟹寒性。有句话叫极热之地产极寒之物，极寒之地产极热之物。就像东北产人参鹿茸貂皮一样，炎热的海南却盛产生蚝椰子螃蟹等凉寒食物。大自然总能找到一种微妙的杠杆，让这个世界的芸芸众生维持一点可怜的平衡。

回到北方是4月21日晚，漫天飞舞的黄沙，重度污染的空气中气温降至3度。依旧穿着海南短袖的我有种不切实际的感觉：我被流放了？

望着犹如混沌的天，我在想：海边，月亮一定升起来了。那是和苏轼共有的月亮啊，月光中，有一句诗吟到嘴边——

海南万里真吾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