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问篇第十四」21

【原文】

陈成子弑简公。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曰：“陈恒弑其君，请讨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

【译文】

陈成子杀了齐简公。孔子沐浴后上朝，报请鲁哀公说：“陈恒杀了他的国君，请出兵征讨他。”哀公说：“去向三卿报请。”孔子退朝后说：“因为我曾为大夫，所以不敢不报请（征讨）。国君说：‘去向三卿报请’吧。”孔子到三卿那里报请（征讨陈恒），三卿不同意。孔子说：“因为我曾为大夫，所以不敢不报请（征讨）。”

【注释】

“陈成子”，即田成子，田氏，名恒，齐国田氏第八任宗主。先任齐左相，位居右相阚止之下。杀齐简公与阚止后，自任齐相。因其家族出自陈国，故又称陈恒。《史记》为给汉文帝刘恒避讳，称其为“田常”。

“简公”，即齐简公。公元前485年即位，公元前481年即被陈成子所杀。

“告”，请也。通常是解作报告，亦可从。

“哀公”，即鲁哀公，小孔子三十岁。春秋时期鲁国第二十六任君主。公元前494－公元前468年在位，期间执政大权主要为上卿季氏所把持。

“三子”，指鲁国的三卿，即季孙、孟孙、叔孙三家。长期把持鲁国朝政。

“从大夫之后”，孔子曾为大夫，任鲁国司寇。因此时已卸去官职，故自谦说“从大夫之后”。

“之三子”，到三卿那里。“之”，此处是动词，意为往、到。

【评析】

晏子辅佐了齐景公48年。公元前500年，晏子去世；公元前490年，齐景公去世。彼时孔子周游列国已经六年。齐景公去世后，齐国因公卿之间争权夺利而开始出现动荡。先是景公之子齐悼公接位仅四年即被田成子（陈成子）之父田僖子所杀，接着是悼公之子齐简公接位四年后又被田成子所杀。齐国朝政由此尽落田氏手中。

孔子闻知“陈成子弑简公”，便上朝报请鲁哀公征讨陈恒。为表示郑重诚敬，孔子还特意事先沐浴更衣。但当时季孙、孟孙、叔孙三家专权鲁政已久，哀公只是徒有国君之名，既无力怕是也无心去征讨陈恒，因此便让孔子去三桓处报请。

孔子退朝后便对身边人说：“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孔子这样说，大概有两层含义。其一，孔子自认曾为鲁国大夫，“以道事君”，提请国君行道守义、维护礼制是自己应尽之责，故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其二，孔子转述了哀公“告夫三子”的话，表明自己接下来的“之三子告”，乃是奉哀公之命所为，并非僭越违礼之举。

其时“三子”专权已久，素有无君之心。故孔子去向“三子”请讨陈恒，或亦有借机警告三子的深意。当然，“三子”并没有同意孔子的报请，而孔子也知道必定是这样的结果，但孔子还是勉力而为：“沐浴而朝”，“告于哀公”，“之三子告”。此即所谓尽己之“忠”。正因为每事务求尽己，所以孔子才得了一个人尽皆知的雅号：“知其不可而为之者”（参见《善读「论语」14.38》）。由此可见，“主忠信”不仅只是孔子对大众的教导，首先更是他自己奉行的信条。

有人认为“孔子主张恢复周礼”，是一种“反动”，是“反对社会的发展进步”。而本章孔子的“请讨”陈恒，似乎正可为“孔子维护封建礼制”的佐证。的确，孔子确实主张恢复“周礼”，也确实做过很多维护“封建礼制”的努力，但那是因为在2500年前的封建社会，并没有比“周礼”更加合义的礼制存在。

如果孔子说马车是最好的交通工具，相信任何思维正常的人都能领会：孔子其实是在主张一种速度快、载重大的交通方式，并不一定非马车不可。因此，若孔子生活在现代，人们一定会毫不犹豫地相信他会选择火车和飞机作为最好的交通工具。既然如此，当已知孔子主张“礼以行义”，及其弟子有若称赞“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之后，为什么还有人偏要认定孔子只主张周礼，而不赞同其它合义的制度呢？真的是孔子对周礼有偏执吗？还是某些人对孔子有偏见？

一些反儒人士认为，中国之所以无法实现民主，其根源在于儒家。《礼记·大同篇》引孔子的话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可见，孔子认为，“天下为公”才是“大道”所在，是世间“大义”。而孔子正是“礼以行义”的主张者。因此，真正的儒者怎么可能反对实践了“天下为公”的民主制度呢？事实上，当清末儒生王韬等人亲眼见识了西方现代民主模式后，便如获至宝似地认为：民主制度实践了儒家经典中所描述的“天下为公、选贤与能”以及“礼以行义”等三代最高政治理想；民主制度下的权力和平交接，正是中国上古“禅让”政治的体现；只有实施民主制度，才可能根除以暴易暴的隐患。至于后来爆发的要求清政府实施宪政民主的“百日维新”运动，其参与主体也无一而非儒生。因此，说儒家阻碍民主制度的实施，不是无知，就是无智。

其实，对现代社会而言，西方民主制度在其架构上虽然更加合义，但其制度的灵魂——西方文化本身却存在诸多问题，这已经导致了很多难以化解的民主政治弊端（参见《善读「论语」-前言》）。著名的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博士曾经断言，要解决这些弊端，只能从西方文化之外去寻求更加完善的解决方案。只有将儒家文化主张仁义的文明优势和西方民主侧重制衡的制度优势相结合，才能打造一个真正适合人类未来文明发展的“礼制”。因此，全盘西化的主张并不明智。

还有一些反儒人士认为，“仁以为己任”的儒家不切实际，只有以富国强兵为己任的法家才能“快速”打造一个“强大”的国家。事实上，从魏文侯到秦始皇，确实无一而非法家之术的“受益”者。但六国却均亡于秦国，而秦国亦难免二世而亡。虽然自秦以后，中国就像某“伟人”说的那样“百代都行秦政法”，并且自明清以后，专制还有愈演愈烈之势，但是从来没有哪个“行秦政”的朝代能够打破“其兴也忽，其亡也忽”的王朝周期律，也没有哪个“行秦政”的朝代能够真正长治久安。中国两千多年的专制历史，都不过是“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因为“行秦政”者并不在意百姓的疾苦，他们只在意自己手中的政治权力。法家尚“力”，儒家尚“和”。然而尚力者必亡于力，有中国的王朝周期律可为证；唯尚和者能生于和，故人类未来的出路只能在“和”。

为了满足私欲，当权者运用法家之术，成功而无耻地激发并利用了人性中的恶，让人们为了功名利禄去拼争，甚至不惜以无数人的鲜血和生命为代价。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可见，法家是“喻于利”的小人之道。由于功利和欲望的相互激励，利欲确实也能形成惊人的事件驱动力，从而推动经济与科技等社会各方面的迅猛“发展”，但这种“发展”的代价却往往是文明的巨大倒退甚至崩溃。比如，道德崩塌、环境灾难、生态危机、物种灭绝、电子成瘾、娱乐至死，以及基因技术、人工智能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可能带来的危机和灾难等。因此，时代的发展并不即代表文明的进步。那些“喻于利”的所谓“发展”，使人类湮没在无穷无尽的欲望之中，恰恰是文明倒退的表现。

何谓“文明”？“文明”即“道”之表。所谓“道”，用孔子的话，一言以蔽之就是“仁”；用孟子的话，具体而言就是“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用现代的话，概括而言就是与家庭相和谐、与社会相和谐、与万物相和谐。孔子的学生有若将其表述为：“礼之用，和为贵”。因此，人类的发展，应当“喻于义”，而不应“喻于利”；应当以文明进步为导向，而不应以追逐利益为导向。这并不是说文明进步就排斥经济与科技的发展，而是说，经济与科技的发展，应当是文明进步的产物；也不是说文明进步就排斥富国强兵，而是说富国强兵不能以对内压迫民众、对外称霸天下为目标，因为那就违背了“行义用和”的制礼宗旨。

孔子曰：“礼以行义”。义的表现就是文明，而文明最大的敌人，就是人类的欲望。没有欲望，人类固然无法生存繁衍，但若放纵欲望，人类就只能走向毁灭。是故子曰：“克己复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