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军入关后，在全国战略布局上，尤其重视西北和东南地区。西安西连甘肃，过河西走廊连接新疆，北接内蒙，南与四川相邻，在西北地区是政治、文化、经济中心。西安府作为西北重镇，在清朝具备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

西安满城在明秦王府旧址的基础上直接修建八旗教场，破坏了秦王府的原样，今日也难再寻得相关遗址风貌。西安满城为顺治二年设，修城之事历时约近四年，“自府城北门起，南至城中钟楼止。自钟楼起，东至东门止，修筑界墙，驻扎官兵。南北长一千二十八步，东西长一千二百步。”在康熙二十二年进行修缮，增设南城。“将城内东南隅地修筑界墙，自南界墙中咸宁县东旁起，至府城南墙止，南北长四百六十步，东西宽五百十三步，将南界旧址拆毁，合为满城一座。”[1] 据今人实际测绘，西安满城东西长2466米，南北宽1917米，占地面积4.87平方公里。[2]

满城共设五处城门，据乾隆《西安府志》记载，“东仍长乐，西南因钟楼，西北曰新城，南曰端礼，西曰西华”。这五座城门分别设于满城城墙的东部和南部，其中东门和西南门借用原明代长乐门和钟楼东门洞，南部新增三门方便旗人生活和军事管理。满城西部和北部则不设城门，这样既方便了八旗兵及其家眷出入满城时的管理，又减轻了筑城时的工程量。西安满城八旗教场是在明秦王府砖城的基础上改建而来，教场设有四门，“教场在府城内迤北，东西长三百三十步，南北长三百二十步。”

西安作为西北地区的军事要地，一来为成都、荆州等八旗驻防的提供兵源，二是随着宁夏凉州驻防、伊犁将军驻防城的确立，西北地区形成了以西安为扇骨，整体上呈扇形分布的八旗驻防战略布局。

西安满城在老城的基础上进行改造修缮，以原有城墙为部分城垣实现满汉分治两区，体现出“重城”形态的特征。这种形态的满城使得其与汉城关系较为密切，一方面对汉人起着较为显著的震慑作用，一方面用尽可能少的财力物力增强了八旗驻防的军事控制。西安选择人口居民较为稀少的城内东北隅修建满城，尽量少地迁徙原住民，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八旗兵与当地汉人的冲突和汉人激烈的反抗情绪。 西安满城内部格局，正黄旗和镶黄旗居城北，正白旗和镶白旗居城东，正红旗和镶红旗居城西，正蓝旗和镶蓝旗居城南。这种井然有序的排列反映出八旗制度在军事上的严整，同时便于对八旗内部的管理，也有效地利用了满城内部的空间，为八旗子弟及其家属提供独立的生存空间。

从地理区位来看，西安满城在清代统治疆域中处于中流砥柱式的战略地位。西安满城作为清代满兵源的中转站的供应源，向西北可以为新疆、甘肃等地提供兵源，向南可支援成四川、湖北。同时西安八旗战斗力较强，康熙帝在西安满城阅兵时也曾对其官兵赞赏有加。

在街巷分布与命名上，西安满城按照棋盘式排列形成了沿革规整的“七街九十四巷”街区形态，对营房所在街巷也进行军事化命名，如东一巷到东九巷、西一巷到西十巷、头条街等。

在兵源类型上看，西安满城作为清代满兵源的中转站的供应源，以及作为清代在西北地区八旗驻防的“扇骨”，其向西北可以为新疆、甘肃等地提供兵源，向南可支援成四川、湖北，向东为山西各处满城提供兵源，属于输出型兵源地。同时西安八旗战斗力较强，康熙帝在西安满城阅兵时也曾对其官兵赞赏有加。

但在辛亥革命时期，西安满城“七街九十四巷被毁”在辛亥革命时遭受破坏，仅在今西安新城广场处留下一小段城墙遗址。

清代满城背后所反映与折射的是有关军事制度、政治制度、治理思想、文化特性、民族关系、营建特点、经济政策等庞杂复杂的问题，满城的设置以“隔离”为本质，但对于长期生活在一定区域内的满人和汉人来说，文化、经济等影响向来是一座城不能隔离的。伴随着清王朝不断式微，八旗制度在汉文化的影响下和自身局限中不断解体，最终历尽风雨的满城，与清朝一起湮没于历史之中。

参考文献：

[1] 本文所论述的西安满城范围指顺治二年所设的驻防城，并未将后来增设的南城列为研究范围。

[2] 朱仰超：《西安满族》，《西安文史资料》第18辑，1992年，第169-182页。

[3]朱仰超：《西安满族》，《西安文史资料》第18辑，1992年，第169-182页。

[4][清]鄂尔泰等纂：《八旗通志初集》卷二十四《营建志二》，台湾：台湾学生书局，1970年，第1740页。

[5][清]铁保等纂，李洵等校点：《钦定八旗通志》卷一百十七《营建志六》，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年。

[6]据[清]铁保等纂，李洵等校点：《钦定八旗通志》卷三十五《兵制志四》，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年，第623、625页内容得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