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来书云：“道之大端易于明白，所谓‘良知良能，愚夫愚妇可与及者’。至于节目时变之详，毫厘千里之缪，必待学而后知。

        今语孝于温凊定省，孰不知之？至于舜之不告而娶，武之不葬而兴师，养志、养口，小杖、大杖，割股、庐墓等事，处常处变，过与不及之间，必须讨论是非，以为制事之本，然后心体无蔽，临事无失。”

        “道之大端易于明白”，此语诚然。顾后之学者忽其易于明白者而弗由，而求其难于明白者以为学，此其所以“道在迩而求诸远，事在易而求诸难”也。

        孟子云：“夫道若大路然，岂难知哉？人病不由耳。”良知良能，愚夫愚妇与圣人同，但惟圣人能致其良知，而愚夫愚妇不能致，此圣愚之所由分也。

        节目时变，圣人夫岂不知，但不专以此为学。而其所谓学者，正惟致其良知，以精察此心之天理，而与后世之学不同耳。吾子未暇良知之致，而汲汲焉顾是之忧，此正求其难于明白者以为学之弊也。

        夫良知之于节目时变，犹规矩尺度之于方圆长短也。节目时变之不可预定，犹方圆长短之不可胜穷也。

        故规矩诚立，则不可欺以方圆，而天下之方圆不可胜用矣；尺度诚陈，则不可欺以长短，而天下之长短不可胜用矣。良知诚致，则不可欺以节目时变，而天下之节目时变不可胜应矣。毫厘千里之谬，不于吾心良知一念之微而察之，亦将何所用其学乎？

        是不以规矩而欲定天下之方圆，不以尺度而欲尽天下之长短。吾见其乖张谬戾，日劳而无成也已。

        吾子谓“语孝于温凊定省，孰不知之”，然而能致其知者鲜矣。若谓粗知温凊定省之仪节，而遂谓之能致其知，则凡知君之当仁者，皆可谓之能致其仁之知；知臣之当忠者，皆可谓之能致其忠之知，则天下孰非致知者邪？以是而言可以知“致知”之必在于行，而不行之不可以为“致知”也，明矣。知行合一之体，不益较然矣乎？

        夫舜之不告而娶，岂舜之前已有不告而娶者为之准则，故舜得以考之何典、间诸何人，而为此邪？抑亦求诸其心一念之良知，权轻重之宜，不得已而为此邪？

        武之不葬而兴师，岂武之前已有不葬而兴师者为之准则，故武得以考之何典、问诸何人，而为此邪？抑亦求诸其心一念之良知，权轻重之宜，不得已而为此邪？

        使舜之心而非诚于为无后，武之心而非诚于为救民，则其不告而娶与不葬而兴师，乃不孝、不忠之大者。而后之人不务致其良知，以精察义理于此心感应酬酢之间，顾欲悬空讨论此等变常之事，执之以为制事之本，以求临事之无失，其亦远矣。其余数端皆可类推，则古人致知之学从可知矣。

【译文】

        你来信说：“圣人之道，大的方面容易明白，所谓‘良知良能，愚夫愚妇也能知道’。但是，至于具体的细节，以及与时俱进、更替变化的详情，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的细微差别，就必须通过学习才能掌握。

        比如您现在说要照顾父母冬暖夏凉，每日早晚要请安之类，这谁都知道。而舜不禀告父母就娶妻，周武王还没有安葬文王就兴师伐纣，曾子养志和养口的差别，大杖和小杖的哲学，割骨疗亲，结庐守墓等，在时事变化之中，该变通还是不该变通，过分与不足，一定要讨论个是非曲直，作为处理世事的准则，然后人心之本体才能不受蒙蔽，遇事才能没有过失。”

        “圣人之道，大的方面容易明白。”这话没错。然而看后来的学者，忽视那简易明白的道理不去遵守笃行，却去探求那些难以明白的东西来当学问。这就是孟子批评的：“大道就在近处，却偏要去远处求；事情本来简单，偏要去追求复杂。”

        孟子又说：“天理就像大路，很难知道吗？只是大家偏不在大道上走罢了！”在良知良能上，愚夫愚妇和圣人一样也都有，但是圣人能致良知，能实现自己的良知，愚夫愚妇不能，这才是圣人和愚夫愚妇区别之处！

        “具体细节随时代而变化”，圣人怎会不知道？只是不专门以此为学问。圣人的学问，是推行自己的良知以精确地体察心中的天理，这与后世的学问不同。

        不花时间去致良知，却在细节上操心，这正是把难以明白的东西来当学问的弊端。

        良知对于细节和随时变化的关系，就像圆规矩尺与方圆长短之间的关系一样。随时而变的细节无法事先确定，好比方圆长短的种类无法穷尽一样。故而有了圆规矩尺，是方是圆也就确立了，天下的方圆用之不尽；

        良知得以推广，细节和时变也得以确立，天下间所有的细节时变也能一一应对，差之毫厘就会失之千里。

        不在内心良知细微处体察，所学的东西又有什么用？这是不用规矩而要定天下的方圆，不用尺度而要度天下的长短，我认为这种做法十分荒诞，只会终日碌碌却毫无所成。

        你说“孝子要让父母冬暖夏凉、早晚请安，谁不知道”，不过，能做到的却很少。如果粗略明白温清定省的礼数，就算致知了，那么做君王的，都知道应该做个仁君啊，这就说他已经对仁致知了吗？那做臣子的，都知道该做个忠臣啊，这就说他已经对忠致知了吗？如果这就算知道，就算致知，那天下还有没致知的人吗？

        以此可见，致知一定在于行，没有去做，就谈不上致知，这知行合一的道理，不是很明白吗？

        你说舜不告而娶，我问你，在舜之前，有不告而娶的准则吗？他在哪本书上读到了不告而娶的案例，还是事先问了什么老师，晓得在这种情况下应该不告而娶呢？还是说，他扪心自问，问自己的良知，权衡轻重，不得已而为之呢？

        武王不葬而兴师，他又是在哪本书上读到了不葬而兴师的案例，还是事先问了什么老师，晓得在这种情况下应该不葬而兴师呢？还是说，他扪心自问，问自己的良知，权衡轻重，不得已而为之呢？

        如果说舜的心不是真的怕无后，武王的心不是真的要拯救暴君下的人民，那他们不告而娶，不葬而兴师，就是大不孝、大不忠了。

        而后世之人，不去推行自己的良知，在内心感应事变的过程中体会义理，却要凭空去研究非常的事变，把他当成待人处事的一般原则，以求得遇事时能够没有过失，这距离圣人之道相差太远了。其余几件事都可以根据上述一一推得，古人致良知的学问也就可想而知了。

【浅谈】

1、到底要不要事先学习古圣先贤的经典？当然要？只是要学其精要，方法，然后修得己心如明镜，物来心照，绝不是生般硬套学一些条条框框，不仅搞得支离破碎，更是遇事被教条主义束缚。

2、如陆九渊所说：“我在那无事时，只是一个无知无能的人。而一旦到那有事时，我便是一个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人。”

3、程朱理学说，格物穷理，不积累经验案例，从心出发，难道就晓得了？鹅湖之辩，朱陆之争论的就是这个问题，到了明朝，顾东桥问先生的还是这个问题。

4、先生引用孟子这话，孔子言“行不由径”，老子亦言“大道甚夷，而民好径”！

1）我们不伟大，只因为我们不肯平凡；总以为事情肯定很复杂，不简单。

2）圣人指一条简单的大路，不肯走，说太简单了，老想再整点别的。总想走不寻常路，却不知，成功不是靠不走寻常路，而是在寻常路上付出不寻常的努力。

3）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把简单的事坚持下去、便不简单，不愿下笨功夫，总希高慕远，总贪巧求速，总想拔苗助长，总想另辟蹊径。

4）有直道不走，非要弯道超车，其实多数情况是弯道翻车。

5、经典当然要读，案例学习当然也要学，但不能舍本求末，不能舍内求外，不能舍易求难，不能舍行求知，不能读成“玩物丧志”，变成行走的书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