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今我也不知道哑婆叫什么名字，只知道村里人都叫她哑婆。
也没有人知道她的年纪，从我记事起，大概就五十多了吧，也不知道，或许还要再年轻些，但因为不好看，加上矮胖，她看上去似乎更老。我只知道她家就在村子中间晒谷场那儿。那一家人很多，男主人，女主人，还有他们的四个女儿，这哑婆和他们是什么关系，没有人跟我说过，我也从来没有问过。
那时，我们一群六七岁或是八九岁的孩子，每每放学，总要聚集在晒谷场玩闹一阵，等到暮色四合，各家黯仄仄的灯光亮起，大人的叫喊高一声低一声从村子四面八方传来，我们才会恋恋不舍地离开，各自回家。
晒谷场不大，一部分是黄泥地，一部分是水泥地。水泥地是女孩子调皮筋、跳房子的地方；黄泥地是男孩子们追赶玩闹、踢球或是打田鸡棍（就是用两根柴火棍，一根挑起另一根甩出去，比谁远）的地方。哑婆的家就在黄泥地那边，常常会有球或是棍子打到哑婆的门口甚至家里，于是常常需要有一个人冒险去拿。说“冒险”，是因为大家都不喜欢哑婆，她又老又丑，有时捡的次数多了，她就会哇啦哇啦地叫，很大声的，一边重复着“阿麻阿麻”类似的音节，一边用粗短的手比划着，那样子又好笑又害怕。
我倒觉得哑婆也没有那么让人害怕，很多时候她总是寂静地在家或是门口忙碌着，洗衣服，切猪草，像平常庄户人家的女人一样，一身深蓝色的补丁衣服，两根花白的长辫子搭在胸前。有时吃了晚饭我们又杀回晒谷场，还会看见哑婆就在家门外对着晒谷场坐着，看着我们疯跑，天黑了还坐在那……
有几次，我们在晒谷场玩，也会听到那家人很大声地在骂她，或是要打她，而她惊惶地尖叫着，哇啦哇啦地满院乱窜。隔天也会看见她脸上三两处血痕和淤青，不知道是撞的还是打的。
有一回，我们玩柴火棍又打到她家里，大家让我去捡。那是我第一次走进哑婆的家，两间房，朝向田畈的大门半掩着，傍晚的余晖从木栅栏的窗里犹犹豫豫地投进来，屋里收拾得倒也干净，跟村里大多数人家一样，除了必备的几件家具，没有多余的陈设。哑婆大概在灶间忙碌，我甚至连招呼也没有打一个，捡了柴火棍飞也似地跑了。
说起来，我们那时候怕归怕，无聊的时候也会拿她寻找一种额外的乐子。比如走到她身边，故意模仿她说话或是拍拍她身上，然后四散逃开，看她满脸通红地追赶过来，晒谷场上会顿时沸腾起来，“来呀，来呀”，我们叫嚷着，哄笑着，听她哇啦哇啦的叫喊声一会儿大，一会儿小，无望无力无可奈何。
有一回，她家的男主人不知什么事跟人打起来，他们家的人都来了。女人多的人家嗓门大，但打架不行，明显他们家男人吃了亏。哑婆也在那里，哇哇地叫着，一会儿冲到这边，一会儿冲到那边，好几次挡在男人前面也被打了好几下。
后来，我们都像一茬接一茬的庄稼，一茬挨一茬的生长。过了十岁，我们一个个都去了乡里的小学念书，晒谷场成了更小一些孩子的娱乐场。
再后来，哑婆家的孩子一个接一个出嫁，他们家也搬离了村子，渐渐从村里人的生活中退出，如风吹过堂屋的声音一般消失……
有一年我在镇上读初中，因为村里只有我在这所学校读书，周末总是一个人回家。那好像是一个春天的午后，阳光绵软，我背着书包独自走在山路上。哑婆家的男人见我，点了一根烟在我前面站定，说他也要回村。我们就这么一起走着，谁也没有说话。男人几年不见，明显老了很多，但一身行头显然比村里人光鲜体面。
后来，村里有人问，说那天男人回来，是来安葬哑婆的，说那天你和他一起回来的，没听他说起么？我有些惊愕，也有些恍惚。村里人说，那天他包里随身带着的就是哑婆的骨灰，也没找什么人，找人家借了把锄头，就在山上随便寻个地方埋了，连村子也没进。
我这才想起，那天的确看见他的包里斜放着一个木盒，小小的，把包撑开了，露出一个角在外头。
也是在那一天，我才知道，哑婆原是那男人的姐姐。
那是我第一次知道，一个人死了，原来可以这么无声与悲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