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士人所有的躁动不安，都源于信仰的破灭
在汉代的时候，选人用人的方式是“察举制”，也就是说，你能不能当官，全靠察举人一句话，察举制标准是什么呢？德行！
就是你孝顺，可以做官，你有学识，但没德行？对不起，我们不要你！
后来在察举制基础上发展出来的“九品中正制”也是大同小异，只不过多了个品级而已。
这种制度听起来不错哈，有德行的人身居高位，正好可以起到移风易俗的榜样作用。
但是！
制度的制定者可能没想到，德行值是可以刷的！
就拿孝道来讲，九品中正制大行其道的魏晋时期，父母去世，按照先秦古制是需要守孝三年的，而这三年里所有的饮食起居都有详细的规定。
比如守丧的前三天，守孝人不能进食，出殡以后早晚各吃一次粥，百日以后才能吃粗粮喝点水。
守孝人在死者下葬之前，只能居住在草棚子里，等到入土为安以后，才能在草棚子上涂泥用来挡风，一年以后，可以住进白灰涂的有墙的房子里，两年以后可以回家，但只能睡在地上。
这各种繁复的礼节，实际上还是为了表达守孝人的悲痛之情。
只是一旦把孝道和功名挂上钩，整个味道就变了，有的人守孝守得好，还能加官进爵，于是当大家都争相按照礼制守孝以图名利的时候，礼制本身也就变得面目可憎了。
守孝问题只是其中一个侧面，汉末魏晋时代，由于察举制和九品中正制的放大作用，行为符合礼教实际上变成了一种政治正确，任何有违这个原则的人或者事都是大逆不道，人所共诛。
于是便有了司马氏打着礼教名义行反礼教之事的悖论，高平陵之变让士人看到了司马氏的虚伪，当时司马懿发动政变的借口是当时的皇帝有悖人伦，骄傲自满，所以要把他换掉。
这个借口，在当时的“道德为王”的社会背景下，当然可以说得通，但明白人都知道，这仅仅是司马氏篡位的借口而已。
后来，何晏、夏侯玄的相继被杀让各路名士人人自危，说夏侯玄阴谋造反，你要诛杀他我没话说，但何晏一个白面文人，司马懿在杀他之前还让他查办曹氏的余党，然后再杀掉，这确实有点狠心了。
嵇康阮籍为代表的竹林七贤为什么那么不遵礼法？因为他们感到当时的统治者根本就是在利用礼教达成自己篡位的目的，所以这个礼教也是虚伪不实的。
嵇康是曹家的女婿，所以他知道，如果出仕司马氏，最终的结局和何晏也不会差太多，所以他决定终身不为晋朝所用，对前来招他的钟会横眉冷对。
相比于嵇康，可能阮籍会比较委婉，当时为了拒绝司马氏的和亲，他连续醉了两个月，而且对当时的礼教公开持不合作态度，比如自己母亲去世，他虽然哀入骨髓，但仍然喝酒吃肉，弹琴长啸。
至于阮咸刘伶的奇葩事迹，更是不胜枚举。
阮咸喜欢喝酒，甚至不介意和猪共饮，刘伶更是当世有名的酒鬼，别人劝他不要喝酒，他光着身子说自己以天为衣，屋为裤，你们为什么会跑到我的裤子里来？
每当看到这些人的奇葩事迹的时候，我感受到的，只有深深的同情和悲哀，因为他们表达不满的方式，就只有狂放不羁而已。
试想一下，流传了几百年的礼教，被统治者作为铲除异己的工具，“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这话，其实是可以理解为当时的礼教规范人心作用早已被破坏的七零八落，大家对所谓的“礼教”的作用心知肚明。
而每天树下打铁的嵇康们，随意驾车穷途而哭的阮籍们，醉生梦死的刘伶们，才是礼教精神的真正信徒，他们痛苦的根源在于眼看着自己信仰的东西被无情破坏而自己却无能为力，更过分的是，那些破坏礼教精神的暴徒还强迫自己依附于他们。
所以他们要反抗了，嵇康的横眉冷对，阮籍的放荡不羁，刘伶的自毁名声，都是他们反抗的方式，所以强硬的嵇康被杀了，不羁的阮籍病死了，自黑的刘伶醉死了。
他们的事迹广为流传，于是他们成了士大夫弟子争相效仿的对象，但是他们的反抗风骨却和有名无实的礼教一样，变成了获取名声的手段。
指挥淝水之战的谢安很有能力，也很有才华，但在东晋那个大家争相效仿竹林清谈的时代，有才华的人想要获取名声，就必须要成为清谈高手，成为拥有风度的名士。这，对竹林里坚守心中礼教，效法伯夷叔齐、许由巢父的那群人，才是最大的辜负！
嵇康在写给自己儿子的《家诫》中，主要是希望自己的额孩子成为一个遵守礼法、谨言慎行的人，不要学他这个当爹的。阮籍也一样，阻止了自己儿子想要走放达路线的想法。
但是他们没想到的是，如果他们的下一代真的遵守父亲的教诲，谨守礼仪的话，却正好会再次成为异类。
当某种行为成为时尚，与名利挂钩，那么它离变味儿也不太远了，后来学习阮籍嵇康的那些贵族子弟仅仅学到了他们的不靠谱，而忘了他们不靠谱的原因，以至于元康年间的狂放不羁演变成了调戏妇女的无底线行为，有的人被女子家属打掉了门牙依然嬉笑，放达由此真的变成了放纵。
对于名实不副的事情，历史上类似的例子简直汗牛充栋，我们总是擅长找到政治正确的话题，然后以此来牟利，而那些真正信仰者某件事情的人，从来都只是默默地信仰着，做好自己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