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约公元前395年，一个男婴出生于卫国的没落家族中，公孙氏，姓卫，名鞅，倏忽间成年，于街头巷尾酒肆中得遇秦孝公《求贤令》，乃西入函谷关，见秦公，说群臣，徙木立信，开始变法。
变法政策刚一施行，即有多人觉之不便，第二年有数以千计的人跑到栎阳说新法如何如何不好。
卫鞅不解释，直接定性，说：“这都是乱民啊！”一声令下，绳捆索绑，将这些人都迁到了边境，抗匈奴、修长城去了。
变法十年之后，秦国大治，又有一大群人跑到栎阳，说新法如何如何之好。
卫鞅仍不解释，还是直接定性：“这也是乱民啊！”又把这些人尽数迁到边境，抗匈奴、修长城去了。
对此，卫鞅年轻时有一个经典的论断：
民不可以虑始，而可以乐成。
换句话说，卫鞅认为民愚（嗯，有爱心的人会换个说法，叫民智未开），给他们讲什么高大上的道理及政策，他们也不懂，想和他们一起做成某一件事，他们往往会反着来，甚至搞破坏，但如果这个事是好事，最后会有一个好结果，那么直接干就好了，最后他们会一起乐享其成的。
（二）
卫鞅变法成功，秦国强大，东出函谷关，打得魏国抬不起头，夺回了之前拉锯的河西之地并永远据有之，卫鞅功大，封于商於，号商君，后世称之商鞅。
秦孝公死，秦惠文王赢驷立，车裂商鞅，但保留了商鞅的变法，国力未受影响，几代之后，秦始皇赢政统一六国，中国进入了集权社会的轮回。
于是，一代代帝王统治，均是内法外儒，做的好的会夹点道，与民生息，这是让人羡慕的太平犬，做的不好的，法儒道均弃之，就成了遍地哀鸿的乱世人。
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商鞅变法虽强大了秦国，但他愚民的思想源头及效仿者的愚民政策也在这片土地上生了根。
（三）
强势的卫鞅认为民愚，不屑于照顾一众愚民的感受和表达，在他看来，哪有什么民意，有上意就行了。
但比他略晚一些年代的荀子就有了进一步的深化，认识到了愚民的意志也是一种力量：
水则载舟，水则覆舟。
商鞅死后约1100年，公元755年，中原大地爆发了安史之乱。
惊天动地的渔阳鼙鼓震破了唐皇的霓裳羽衣曲，面对狼烟四起的国破山河，六军阵容严整，但却一步不动，从上到下（只除了唐明皇和高力士这两个人）都认为是一个女人导致了这场动乱。
军民裹挟着把这个祸国殃民的红颜祸水斩首于马嵬坡下，不容她有一声辩解。
一群人集合起来怪罪一个人，这不是第一次，也当然不会是最后一次。
（四）
岁月长河缓缓流淌，转眼间到了明末，公元1584年，袁崇焕出生于广东东莞。
1622年，明朝与后金开战，明败。袁崇焕于此时单骑巡边、出关阅塞，后袁崇焕任蓟辽督师，在对后金(后叫满清)的交战中先后取得宁远大捷、宁锦大捷。
后金军攻关宁锦防线不克，乃西绕长城而后南下攻北平，袁崇焕紧急回师，在京城下展开血战。战事正紧的时候，崇祯皇帝以谈军饷为名，从城墙下把袁崇焕吊上了城，没接见，直接下了狱。后来，后金军退了。不久，袁崇焕被下诏凌迟处死。
袁崇焕之死也惨烈，凌迟时，京城之民围观。刽子手每割一块肉，民众即付银购买，抢而食之，说是要吃尽卖国奸贼的血肉。袁崇焕行事风格不够谨慎，有争议，但他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抗击后金军。然而，他被处死时的罪名之一就是通敌，勾结满清。这真不知从何说起。
民意成了暴力，而民众则成了暴徒。
（五）
再往后，半个世纪之前，伟人一声呼唤，民情如沸，民意汹汹，撕裂了神州大地，几乎让中国万劫不复。
这个时候的民意不只是一种力量，而且是强大的破坏力量，更是某一个人或几个人手中作恶的工具。
伟人将圣人的训示发挥的淋漓尽致：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就是说，千万愚民，我令其向东向西，但就是不告诉他们为什么。
（六）
吊诡的是，历史越靠近当代，民意的工具性越强，但若往上回朔，民意的口号性更美。
民意的概念可以追朔到西周时，《尚书》对民意有精炼的陈述。
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
意思是上天从百姓的眼中及耳中领悟了万民的意志，然后又传达了使命，完成了一个封闭的循环：
民心即天心，民意即天意。
（七）
嗯，从商鞅民愚的定性来看，就很有意思了，这个循环就是一群愚民傻看盲听，然后以乌合之众诉达自己最简单的动物需求，此即民意，也是天意。
于是，多少年间，所谓的举头三尺那无所不能的神明所追求的只是简单的生存、吃饭、穿衣和住宿；多少年间，所谓的代表最大智慧的民众则被眼前那一些别有用心之辈抛出的胡萝卜所引诱而前仆后继、死不旋踵。
民意成了别人手中的工具，也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只是，作为个体，你是那把锤子上的一颗螺丝钉么？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