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东北一座十八线小城市。爸爸在政府机关上班，妈妈在百货商店工作，双职工家庭，听起来很体面，可日子并不宽裕，爸妈除了要养育姐姐和我外，还要赡养卧病在床的奶奶。
即便是这样紧巴巴的日子，我记忆里的灶台，永远是热腾腾的。
爸爸做菜很好吃，因为他舍得放油，这在那个买什么都凭票、家家户户炒菜用肉膘擦锅的年代，简直是一种奢侈。他做的红烧鱼，酱油色的汤汁咕嘟咕嘟冒着泡，鱼肉嫩得用筷子一夹就碎；他做的鲫鱼炖豆腐，豆腐吸饱了鱼鲜，鲫鱼又浸透了豆腐的醇厚，三界第一美味。只是这道菜不常吃。想吃鲫鱼炖豆腐，得逢年过节，或者谁过生日。平常日子里，饭桌上多是白菜炖粉条、土豆炖茄子。
妈妈做面食，那可是一绝。她烙的发面饼，外皮金黄酥脆，里头暄软，咬一口，麦香和油香一起涌上来，烫得人直吸气也舍不得松口。她烙的春饼，薄如蝉翼，又筋道，拿一张摊在手心，卷上土豆丝、酸菜粉儿，再抹上一筷子大酱，卷成一个鼓鼓囊囊的小包袱，一整个塞进嘴里，就是人间最美味。如果碰到哪天妈妈烙韭菜盒子，那我可能闻着味就从胡同口飞奔回家了。
后来，爸爸升了职，妈妈的商场也改制承包，收入比从前宽裕得多。想吃什么，随时都能买了。不用再等谁的生日，也不用再盼过年。想吃鲫鱼，菜市场拎两条回来就是；想吃排骨，肉铺里割半扇就好。
可我渐渐发现，爸爸下厨房的次数越来越少了。他忙。应酬多，会议多，有时我睡了他还没回来，我起床上学他还在睡。厨房成了妈妈的主战场。她烙的饼还是那么香，蒸的馒头还是那么暄腾。我那时候没觉得有什么不好——反正妈妈在，好吃的一样不少。
直到我考上大学，离家去了另一个城市。
寒假回来，一进门就喊：“爸，我想吃鲫鱼炖豆腐！”
爸爸笑着说：“行，明天给你做。”
那个寒假过后，我就再也没吃到爸爸做的鲫鱼炖豆腐了。
爸爸是转业军人，身体一向好得让人放心。每天早晨跑五公里，风雨无阻。我从来没想过他会出事——在我的念头里，他会一直跑下去，一直健康下去，一直会在我回家的日子问我想不想吃鲫鱼炖豆腐。即使我成家立业，甚至到了我如今这个年纪，依然能推开家门，喊一声“爸”，然后看他从厨房里探出头来。
可是没有。他四十九岁那年，在工作岗位上，突发心梗，走了。走得那么急，急到我还没来得及学会他做鱼的手艺。爸爸的鲫鱼炖豆腐，永远停在了我十九岁那一年。
好在我还有妈妈。
工作以后，每年回家，还有妈妈在厨房里忙活。随着岁月流逝，妈妈的手劲儿一日不如一日，烙饼的次数少了，但蒸花卷、蒸馒头依然拿手。掀开锅盖那一瞬，白茫茫的蒸汽扑面而来，花卷上点缀着葱花和花椒面，我伸手就抓一个，烫得左右倒手，妈妈就在旁边笑：“急什么，又没人跟你抢。”
她说得轻巧。她不知道，在外面的城市里，我吃过很多家东北菜馆，点过很多次鲫鱼炖豆腐，也点过很多次馒头花卷韭菜盒子——没有一个，是那个味道。
再后来，妈妈出了意外，腿脚不便，厨房里的活儿渐渐交到了姐姐手上。我想吃妈妈烙的饼，想吃妈妈蒸的花卷，已是不能了。
人生到了中场，才发现，失去的东西越来越多。
年轻时，每次回家，老同学们张罗着聚会，大大的餐桌坐满了人，推杯换盏，热闹得像回到少年时。可是这几年，桌上的面孔渐渐少了。酒杯碰在一起，都是岁月碎裂的声音。
从前不喜欢爸爸的管束，厌烦妈妈没完没了地叮嘱。天冷了多穿衣服，别总熬夜，少喝凉水……那些话听得耳朵起了茧子，恨不得躲得远远的。那时候觉得，这些话会听一辈子，被妈妈唠叨到老，被爸爸拘束到老，这些都是再寻常不过的事。
可是爸爸不唠叨了。他连批评我的机会都没有了。妈妈如今也说不动了。那些曾经让我烦不胜烦的念叨，现在想听，也听不全了。
当时只道是寻常。
如今每次回家，姐姐总是张罗着给我做饭。没了爸爸的鲫鱼炖豆腐和妈妈烙的发面饼后，我开始贪恋姐姐的炖豆角，再配上高粱米水饭，土豆拌茄子——茄子要蒸得稀烂，土豆要面面的，拌上大酱和大葱，一筷子下去，我总觉得，小时候的那个家，又回来了。
可是我清楚地知道，不一样了。
上大学之前，觉得爸爸的鲫鱼炖豆腐是寻常事；妈妈身体健康的时候，觉得随时能吃上她烙的大饼也是寻常事；年轻的时候，觉得父母的唠叨和管束是寻常事；老同学聚在一起，觉得来日方长是寻常事。
可是再回想，那些寻常，已经是我余生再也吃不上的味道、再也听不见的声音了。它们像冬天的霜花，太阳一出来就化了，只在玻璃上留下一道浅浅的水痕。我伸出手指去描那水痕，描着描着，眼眶就热了。
现在，那些香喷喷的鲫鱼炖豆腐，那些薄如蝉翼的春饼，那些暄软的发面饼，那些馒头花韭菜盒子，甚至姐姐炖的那一锅豆角，还有那些曾经觉得烦人的唠叨与管束，全变成了那个东北小城留给我的乡愁。
当时只道是寻常。
别等到当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