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多好臣
“南朝多好臣”，来自南北朝君臣经典对话：“南朝多好臣，一岁一易主。北朝无好臣，百年一易主。”
好臣的标准，因时而异。曹操与诸葛亮，如诞生于武帝刘彻时代，是酷吏的模范。王导与谢安，如诞生于光武帝刘秀时代，是平凡的官僚。
南北朝时代“臣”的表现，是南北不同格局的结果。 五胡乱华，北朝战乱频繁，但胡人与汉族士大夫结盟的后果，使北朝没有挣脱“分久必合”的大一统轨道。北朝的“臣”如王猛、崔浩、李冲等，是曹操与诸葛亮的继承，是隋唐名臣高颖与房玄龄的前辈。北朝臣僚，是经世致用的代表，专注于治理，但难逃堕入保守圈套，北宋司马光，正是北朝臣僚的最终归宿。
南朝的“臣”，是魏晋风流的后代，是政治妥协大环境的产物，对于南朝臣僚而言，王导型的天才外交与无所作为之间，难以准确定义与划清界限。南朝臣僚，没有北朝臣僚经世致用的条件，演变的路径，只会沦为政治上的“右派”与“左派”。右派，是南朝臣僚堕落为谄媚臣属的定义，谄媚，是魏晋风流的最终归属。左派，是南朝臣僚以激进方式重回政治舞台的途径，北宋变法的主持者王安石，恰恰是南朝臣僚的最后归宿。
拓拔宏说的南朝好臣，是魏晋名流的继承者。魏晋名流以“清谈”闻名于世，是祸国殃民的士大夫阶层，但是名流的高雅与门第，极具迷惑性，连拓跋宏这种英明帝王，都认为是“南朝多好臣”。
“一岁一易主”，东晋南朝大一统政权始终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正如“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一岁一易主”的南朝社会，不管政权如何变幻，“好臣”永远存在。南朝的门第世家（好臣），是南朝根深蒂固的力量。
“百年一易主”，自从北魏统一北方以后，北朝的北魏汉化，以汉魏晋一脉相承的大一统国家为范本，君王才是北朝的根本。
“江北无好臣”，拓跋宏的汉化措施阻力重重，受到北魏鲜卑贵族的阻挠。拓跋宏反感之余，或许也预见到北魏的汉夷融合运动，蕴藏的矛盾将演变为动乱与战争。
在以魏晋南朝为汉化范本的北魏汉化进程中，拓拔宏心目中的好臣，或许是魏晋南朝一脉相承的江南士大夫。拓拔宏的认知，存在严重谬误。
“汉化”，是民族融合的专业术语，蛮夷与华夏融合之汉化，不同时期的汉化范本不同。北魏汉化的范本，是魏晋清谈成为风气的东晋南朝。
五胡乱华，东晋政府南渡江南，北方部分士大夫随同南下。离开战火纷飞的北方而南下的士大夫，是东晋政府中上层官员与贵族。没有南下而留在北方的士大夫，则是中下层官员与贵族。（大规模战乱，上流社会人士，一般随政府迁移）
东晋上流社会人士，拓拔宏心目中的好臣，恰恰正是以魏晋清谈为时尚的阶层。南朝的好臣，以维护家族利益为己任，无视政权变换。南朝的好臣，是魏晋南北朝时代的代表性阶层，接下来的路径，唯有等待才华横溢、不切实际的隋炀帝杨广时代，南朝的好臣，将最后的微弱光芒投射向君王，博取最后的认同。
拓拔宏以东晋南朝的所谓正统政权为汉化范本，门第世家的华丽外表，使拓拔宏产生错觉。
东晋南北朝真正的好臣，不在江南正统，而在蛮夷北方。
魏晋时代的上层门第世家，大部分随晋政府南下。上层门第世家，是经世致用无出路、转向玄学与清谈的魏晋门第世家的后代。上层门第与中下层门第的区别在于，上层远离经世致用哲学、靠近玄学与清谈，而中下层门第尚存经世致用理想、而并未彻底被玄学与清谈所俘虏。
北方中下层门第经世致用的典型，是加入蛮夷政权的“贰臣”崔浩家族（现代称之为汉奸），“贰臣”的主要功能，是大幅度减少蛮夷政权杀戮顺民的数量，恢复北方秩序。崔浩，是推动北魏汉化、同化入侵蛮夷的主要奠基者。
以玄学与清谈为标准，南朝多好臣。以经世致用的贰臣为标准，好臣在北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