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汉化，关闭东亚欧洲化的窗口

  北魏汉化，开启“北魏版隋唐”的窗口，以现代眼光看待，则是关闭了东亚“欧洲化”的最佳窗口期。

 北魏统一北方，鲜卑拓拔氏部落型的体系，必然要接受更高级的中原文明的同化。北朝北魏君主的汉化，是以汉魏一脉相承的南朝为范本。北魏的汉化路径，是将蛮夷强大的武力血液，注入大一统中央帝国的躯体，为隋唐时代奠定基础。而伴随着贵族社会向平民社会的转型，“大一统+吏治”的格局逐渐形成，日益固化的大一统吏治国家，至明清时代，终于成为文明死亡的僵尸。

 北魏君主安全系数最高的汉化格局，其实不是学习汉魏南朝大一统的“君主+郡县”的版本，而是变部落体系为春秋战国式封建体系的版本。拓拔宏汉化不到二十年，北魏边镇部落军队南下，此后战事不断。北魏君主的大一统体系，事实上并无法获得比封建体系下更安全、更集权的处境。

  现代的知识水平与观察视角，已经能清晰的辨别，大一统吏治国家的路径，是永远切断连接近现代文明的路径。而“东亚欧洲化”的窗口期，蕴藏于北魏汉化期，只是北魏时代的“历史中人”，又怎能知道千年后的文明世界，对古人所要求的格局与路径是什么？

  五胡乱华及南北朝，是秦制以来，直至明清末代，脱离大一统轨道时间最长的时期，北魏时代，也是唯一有机会构建与近现代文明实现路径对接的机会窗口期。

北魏汉化，以汉魏南朝一脉相承的大一统体系为范本。北魏时代的华夏记忆，并非只有汉魏南朝大一统范本。千载难逢的分裂时代，汉化路径的选项，可以是恢复先秦周礼时代的列国体系，将北魏部落体系过渡为春秋战国多国体系的升级版。

北方的多国体系，华夷一体之下，以洛阳拓跋氏为天下共主（虚君），宇文泰、高欢式人物，只能是分封诸国的实权派，法理上不能建立东魏、西魏、北齐、北周……，最高目标，也只能是“齐桓晋文”。

北魏分封诸国，各自独立的治理路径，东亚“世界帝国”的未来， 北朝过渡为“东亚之欧洲”。南朝及台湾，过渡为远东之外的“美洲大陆”。

北魏拓拔皇室，既然将先秦的封建列国体系视为过去式的体系，选择时尚的大一统郡县体系，就必然被儒学所俘虏。只有儒学，才能以世俗化的教化与宣传，完成对不同地域与人群的无差异管理。

拓拔宏时代，是唯一有机会抛弃儒学，以阵痛换取远东欧洲化的机会窗口期。拓拔宏后的路径，是蛮夷文明化的隋唐帝国，是吏治国家的赵宋，是残存文明临终前的明王朝。

史后之人，无法对拓拔宏过多苛求。

拓拔宏的汉化，没有给北魏皇室带来安全，而是给隋唐时代的短暂辉煌创造条件。     拓拔宏的机会在于，鲜卑部落体系过渡为封建分封体系，大一统的单一路径选项，将变成多国体系的多元路径选项。

高欢为权臣的国家，或许会以山东半岛为基地，走上海外殖民帝国的道路。宇文泰为权臣的国家，或许会以关中为基地，实施军事化丝绸之路，构建强大的东亚内陆国家。洛阳或汴粱，是天下共主、虚君拓拔皇室的居住地，是小国寡民的非军事区。

人口生物学的统计数字表明，非大一统的所谓阵痛，远低于大一统的人口灭绝战。

北魏鲜卑贵族，并不支持拓拔宏推行汉化，鲜卑部落的贵族首领们，也不懂得何为“汉化”。

拓拔宏的汉化理想，只能求助于北方汉族士大夫。汉族士大夫知道，以华夏的历史路径，汉化的两个选项是：一是北魏由部落进化为封建，再由封建自然演变为大一统郡县（部落到商周，再过渡到秦汉）。二是北魏直接由部落进化为大一统郡县（部落直接跃进到秦汉）。

北魏汉化的场景还原是:汉族士大夫给拓拔宏讲述与汇报华夏进化史的学术课程后，拓拔宏认为，秦汉大一统是进步，是现代化的象征。而先秦封建是落后，是历史的倒退。因此，拓拔宏的汉化目标，基本锁定为选项二，即排除封建选项，直接进化为汉魏晋一脉相承的大一统郡县体制。

现代的认知，大一统郡县体系，是东亚大陆过渡到近现代文明的天然障碍与罪魁祸首。地方自治式的封建，是远东欧洲化的机会窗口与文明甲胄。因此，北魏汉化关闭华夏唯一的欧洲化机会窗口期，未来路径演变与终极画面，是文明终结的图景，是暴君（朱元璋）、阉党（魏忠贤）、流寇（李自成）主宰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