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阳协调是中国古代一种哲学思想。道家用阴阳来代表宇宙间万物对立统一的两面，将阴阳的相互作用视为万物运动变化的根本。
而阴阳协调则是强调在阴阳变化中保持相对的动态的平衡。阴阳协调的观点被运用在风水学、中医学方面。而事实上中国古代的士大夫政治中也存在着“阴”与“阳”的变化关系。
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中曾提及，所谓“阳“即人们口头上公认的理想，诸如仁义礼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儒家传统道德伦理；而”阴“则是人们不可告人的私欲，诸如金钱权力等个人利益。
在中国传统士大夫政治中，文人和官员合为一体。加之中国古代社会以儒学为主体，这些文人作为儒学传承者在政治活动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儒家文人本身所具有的治家齐国平天下的家国抱负，同统治阶层的政治运作过程形成了一种互相拉扯的张力，推动士大夫政治中的阴阳运转。
但我认为，这样的阴阳变化不能简单视为公私之间的矛盾转化。接下来我从明代历史人物在这种阴阳协调的政治游戏中的具体表现做个简单的论述。
首先来讲讲大家都知道的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大清官海瑞。
海瑞出生于公元1514年（正德九年），卒于1587年（万历十五年）。这段时期，明王朝处于激烈的党派林立、高层争权、政治腐败的阶段。
明代初年士风唯谨、民俗敦朴的社会特点已经逐渐消失。士大夫群体同宦官群体之间的争斗、士大夫群体内部的争斗、士大夫群体和宦官群体同皇帝之间的争斗，不休此起彼伏不停上演。腐败现象格外常见，此时利用官位获取不当的财富和建立裙带关系已经司空见惯。
张居正就曾在书中写道：“当嘉靖中年，商贾在位，财货上流，百姓嗷嗷，莫必其命。彼时景象，曾有异于汉、唐之末世乎？”他直言当时社会的腐败和贫富差距巨大是相当危险的。
海瑞在这样一个朝政黑暗的时期就显得格格不入。他的格格不入体现在同士大夫群体内部和同皇帝的关系上。
海瑞直戳官员贪腐的内核，旗帜鲜明地主张为公忘私。他公然反对在学宫对来访的御史伏地拜见，认为这是“师长教士地”；甚至直接以“今其行装盛，必非胡公子”为借口，将途经治所的浙江总督胡宗宪之子携带的巨额钱财收缴充公。（《明史·海瑞传》）
海瑞对官员贪腐的痛恨和刚直不阿的秉性到达了几乎不近人情的地步。比如在处理土地兼并问题上，海瑞不惜查处对自己有过知遇之恩的前内阁首辅徐阶，“按问其家无少贷”。（《明史·海瑞传》）
海瑞严格传承了士大夫这一角色的原则性。这种原则性在海瑞身上体现为“民本”高于“尊君”。
嘉靖四十五年，海瑞上书《治安疏》，严厉批判了嘉靖皇帝的治理。
他直言“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且明确讽刺了皇帝修道求长生的行为十分荒诞，希望皇帝“翻然悔悟，日御正朝”，还不忘顺便讽刺朝中群臣，希望群臣能“自洗数十年阿君之耻”。
一篇直接讽谏皇帝的《治安疏》，言语直白、毫不避讳，既将皇帝得罪，还不忘将一众大臣系数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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