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油坊原是泊庄村的一个自然村，后来整个搬迁融入大村。空军少将刘善本就是从南油坊走出来的。

刘善本生于1915年，十三岁走出泊庄村，辗转近二十年走上了革命道路，成为传奇式的人物。我九岁时，他就是全国赫赫有名的空军少将。那时，我们还是些小孩子，并不懂得少将的含义，只是听老人们讲刘善本很了不起，是驾着国民党的飞机投奔八路的。他的侠肝义胆也曾为我们鼓了一些勇气，听说他驾着飞机如何如何，到了延安如何如何，进了北京如何如何，那简直是一个神话般的传说。老人们的津津乐道，给我们这些光腚娃娃的心中播下了一种神秘，一种崇尚。直至到了现在，仍然觉得是一个神话。幼时那种朦朦胧胧的神秘，那种不知为何原因的崇尚依然萦绕在脑际。对刘善本不平凡的一生是我长大后，是我读了有关于他的许多故事后，才有了大致的了解。

大约是1961年吧，我那时才六周岁。我的记性虽然不好，但是我忘不了那是个饿肚子的年代。后来我查资料，才确定那就是1961年10月。我已记不起是上午还是下午，那绝对不是早上也不是晚上，这一点我可以断定。因为那一天阳光非常灿烂，泊庄村的上空十分晴朗，也无一点儿风。我那填满了煮地瓜的小肚子，咕噜咕噜地叫个不停，偶尔还感到发疼，我便不顾一切地在家门前的大粪场上大解。正在这时，突然天空传来了轰鸣声，这声音很低很近，震得耳朵痒痒的。我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一阵凉风从头顶刮过，门前的柳树被这阵突如其来的风挂歪了头。我一抬头，立时吓呆了，一个庞然大物从我家的屋顶上向南飞过。那耀眼的银灰色的尾巴上涂着红红的颜色（谁知是尾巴还是机翼，我当时看到是在尾巴上）是我从未见过的。可想而知那突如其来的家伙把我吓成了什么模样。我提上裤子，哇哇叫着向家里跑去。刚跑到天井，那个拖着红尾巴的家伙又从南向北飞去。后来我常想起那个惊天动地的场景，那是我第一次见飞得这么矮的飞机。其实，那时我还不知道叫飞机。过了几天，村里老少爷们纷纷议论说，那是刘善本开着飞机回来找他家的楼房，之后回了廿里堡飞机场，又坐着小卧车回来了。

那年刘善本回家探亲，我有幸看到了他的身影。至今我还记得刘善本家门前有一盘石碾，我们几个孩子被大人挡在了门外，就在石碾旁玩耍。其实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并不是对刘善本多么崇敬，甚至是多么渴望见他一面，纯粹是儿童的天性，或者说是好奇心。我们几次欲冲进刘善本家，都被一个陌生人挡住了，后来才知道那是个警卫员。大人告诉我们，大官都有警卫员，我的脑海中才有了刘善本是个大官儿的概念。磨蹭了大约半个时辰，我们终于看到刘善本在一个老者的陪同下走出来了，我们“嗷”的一声跑到刘善本跟前。在几个大人中，刘善本的个头儿最大，衣服最整齐，四方大脸露着笑容。我们像看一个巨人一样，仰视着刘善本。刘善本弯下腰，逐个儿抚摸我们的头发，说了些什么我现在也记不起来了，只想到我们每人分享到了刘善本馈赠的一个糖块。我们幼小的心灵得到了极大的满足，相互比较着谁的糖块大。

1982年，我在公社从事文秘以及宣传等工作。记得那是初秋的一天，我接待了一位军人，那位军人自报家门说：“我叫李传根，祖籍是河北，曾在刘善本将军身边工作了十年，现在是部队作家。我写了一部三十万字的长篇，记述了刘善本将军的生平，我想到将军的老家看一看，补充一下将军的童年。”我说：“好啊，我和刘善本一个村，我带你去。”李传根很高兴地说：“行啊，出了书我给你寄本来。”我为李传根找了一辆公用自行车，我们骑车来到了泊庄村。那时老支书虽然不干了，但还是在大队部行走。那是个初秋，玉米已经长得比人高了。刘善本家那个南油坊，也叫小泊庄，在1974年就规划没了。我们三个人钻进了玉米地，找到了一堆碎砖瓦砾。老支书指着那些破砖头说：这个地方就是原来刘善本家的楼房。李传根很失望，再也没找到一点儿刘善本家的东西。那时的通讯工具落后，以后的几十年里，我和李传根失去了联系，当然也就没看到他写的刘善本将军那本书，说起来这是个很大的遗憾。

这几年，我们当地的许多报纸刊物都经常刊登刘善本的材料，我也萌生了写写将军的传奇人生的想法，在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后，我亲自到北京空军指挥学院，拜见了刘善本将军的遗孀周淑璜，我还见到了刘善本的儿子刘金平、二女儿刘海平和四女儿，还见到了他的孙子刘笑鹏以及爱人和孩子。刘金平领着我看了当年将军被迫害致死的二层电话楼。我的《从泊庄走出的将军》有了更详实的内容。我用纪实的手法再现刘善本将军的一生，使刘善本将军这个带有传奇色彩的人物更加贴近生活，让这个举国皆知的将军从天上回到人间，回到生他养他的故乡，让泊庄的后代们牢牢记住这个平凡而又伟大的人物，让他们知道这样一个历史事实：雨落山下的泊庄村曾经出过将军，一个带有传奇色彩共和国领袖特批的空军少将，这位空军少将是从一条极其普通的油坊胡同走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