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而易见，文章分为三个部分，分别探讨了管闲事、做学问和灰色，仍然是在批驳陈西滢在《闲话》中的观点，仍然与女师大风潮有关。
第一部分，论管闲事。
陈西滢在五十六期《闲话》中称：“我们新年的决心，不如就说以后永远的不管人家的闲事吧。”因为，“中国爱管闲事的人太少”，所以像他这样爱“代人抱不平”，遇到“许多看不过眼的事情，不得不说两句话”的人，“就常常惹了祸了”。这是他为自己前一年帮助章士钊和杨荫榆压迫学生的种种言行所进行的辩护。
然而，鲁迅认为根本没有所谓“管闲事”。陈西滢仍然是在惺惺作态，他并不是出于“正义”感说几句“公道”话，他作为“现代评论派”的代表人物，必然会为军阀执政府摇旗呐喊。“世上是仿佛没有所谓闲事的，有人来管，便都和自己有点关系；即便是爱人类，也因为自己是人。”
鲁迅举了两个例子。“假使我们知道了火星里张龙和赵虎打架，便即大有作为，请酒开会，维持张龙，或否认赵虎……”，这是在讽刺女师大校长杨荫瑜在酒店请教员吃饭，顺便商量开除了六个领头抗议的学生这件事；“譬如英国有刘千昭雇了爱尔兰老妈子在伦敦拉出女生”，这是讽刺在女师大风潮中，教育部专门教育司司长刘百昭奉了教育总长章士钊的号令，在军警配合下雇用流氓和老妈子将留守学生殴曳出校的事迹。
我们发现在鲁迅的遣词用语中，既达到了讽刺对方的目的——熟悉整个事件的人一眼就能看出来指的是谁，又保护了自己——毕竟说的是英国的“刘千昭”，不是指名道姓说的教育部司长刘百昭。斗争技艺可谓高超。
通过这两个例子，鲁迅逻辑严谨地证明不存在“管闲事”。因为“火星上事，既然能够“知道”，则至少必须已经可以通信，关系也密切起来，算不得闲事了。因为既能通信，也许将来就能交通，他们终于会在我们的头顶上打架。”既然“天下本无所谓闲事”，而陈西滢却管了这件事，说明这件事对于他是重要的。现在他说是“闲事”，不过是为了撇清自己，树立客观、公正的形象罢了。
第二部分，论做学问。
陈西滢在《做学问的工具》一文中说：“要学者去弄他们的学问，最重要的，第一，便是学者能有固定的收入”……“第二，便是供给他们比较完善的做学问的工具”。
可是，在那个战乱的年代，很多学者都忙于生计，这两条实现起来都很困难。鲁迅要养活一大家子人，除了在教育部任职之外，还在北京大学、女师大等多所学校做兼职教员。教育部的薪水确实不低，但时常拖欠，鲁迅在日记里数次提到领薪水之难。当然这些生活上的困难，陈西滢笔下的“孤桐先生”（即教育总长章士钊）是体会不到的，因为据陈西滢描述，章士钊家两间屋里“几乎满床满架满桌满地，都是关于社会主义的德文书”。顺便，鲁迅还讽刺了教育部司长刘百昭家里丢失了“家藏的公款八千元”，以及北京国立图书馆每年经费只有三万元，但馆长梁启超和副馆长李四光两个人的薪水每个月就有一千多元——经费都用在给两个馆长发薪水上了，哪还有余钱购书呢？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陈西滢本来是撰文替章士钊等人吹嘘一下其藏书之丰富的，“三十多个大学，不论国立私立，还不及我们私人的书多”。可是被鲁迅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在教育部时常欠薪导致教员、职员生计维艰的时候，展示教育总长章士钊“满架满地”的藏书，就具有讽刺意味了。
第三部分，论灰色。
简略地评价了一下《现代评论增刊》上李四光、胡适等人的文章。“现在的小学生就能玩七色板，将七种颜色涂在圆板上，停着的时侯，是好看的，一转，便变成灰色，——本该是白色的罢，可是涂得不得法，变成灰色了。收罗许多著名学者的大著作的大报，自然是光怪陆离，但也是转不得，转一周，就不免要显出灰色来，虽然也许这倒正是它的特色”。
现代评论派的这些资产阶级文人，不过是统治阶级的帮闲，他们的文章是不经细看的，粗看起来五颜六色煞是好看，细看则只有灰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