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以前学过的《陈情表》里有“生孩六月，慈父见背；行年四岁，舅夺母志”，翻译成舅舅逼迫母亲改嫁。那时候我家只有一个舅舅，在有事要吩咐小辈的时候，最常说的话就是“舅母娘、舅母娘、除了天大就是舅大、所以你得听老子话”。

    在独生子女的这一代，舅舅这个词使用的频率似乎也越来越低，在之后的时间里，由于种种原因，我们似乎已经可预见这个词和它代指的人可能会慢慢淡出我们的视野。在它远离我们之前，想讲一讲这个词的故事。

    许多民族的传统中，都有舅舅这个曾一度是亲属称谓中最受人敬畏的称谓。在“除了天大就是舅大”的“大”字当中我们能够看到，不是舅甥之间的亲近。更多的是威严。

    在讲到舅舅的存在原因之前，人类学将亲属称谓制度划分为6种，在中国主要为苏丹制或描述制 (Sudanese or Descriptive system)及部分农村地区沿用的易洛魁制(Iroquois system)。苏丹制的重要表现形式就是具有高度的描述性对每个亲属关系都有特定且固定的称谓。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区分是血亲还是姻亲、是长辈还是晚辈、是父系还是母系、是内家还是外家。亲属称谓的复杂程度不仅与一个社会本身的文明程度、社会结构中阶层关系有关，更重要的是反映了财富在血缘关系群体中的继承与流动情况。

    在中国传统的汉族家族关系当中，长子是财产的第一顺位继承人，因此区分父亲的兄长还是弟弟就尤为重要，而在姑姑、舅舅中就没有直接的利益联系与继承权划分，就没有详细区分长幼的必要，因此只以姑舅统称，父亲的兄弟则会仔细的划分叔父和伯父。而与之形成对比的事欧洲的亲属称谓制度，当家族实行父系母系双边继承制，血亲和姻亲关系不分内外主次与先后，因此在称呼上也就没有区分母系亲属与父系亲属的必要了。

    《仪礼·士昏礼》是中国古代保留至今的最早的有关汉族婚姻礼仪的系统记载。舅舅的重要地位在其中也有体现。传统“六礼”结束以后,婚后新妇还有很多礼仪与舅舅相关。新婚第二天清早起来,妇洗头洗澡,梳妆,到舅姑的寝门外等待拜见舅姑，行礼问安。即成妇之礼。也就是说,只有经过舅姑的认可,新妇才能正式成为夫家的一员。如果舅舅死去，要则行三月庙见之礼。妇执荠菜,由祝导入。祝向舅的神灵祝告说“某氏来做妇,现在冒昧地前来向您报告,并奉上美菜祭奠皇舅某子。” 外甥结婚，舅舅也曾扮演重要作用，有时候，舅舅甚至能操纵外甥的婚姻大事。《红楼梦》中，王熙凤死后，巧姐的舅舅王仁便想把她嫁到番邦。

      比起出生和结婚，“舅舅”在女性的丧葬上扮演的角色更为显赫。传统社会中，母亲去世，必须请舅舅参加丧礼，舅舅也往往借此机会教训外甥。在中国有些地区，母亲去世后，外甥必须先向舅舅报丧，舅家通常会派出七至九人前来，外甥必须嚎啕大哭跪地迎接（丧礼结束后要跪送），舅舅通常会就丧礼的细节为难外甥，也会指责外甥不孝顺，而外甥只能唯唯诺诺听命，不得反抗。

    “舅舅”在外甥的家庭事务中，也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突出事例是在分家仪式上。中国古代社会，一个家庭兄弟普遍较多，各自成年后要分家，通常也由舅舅主持分家仪式。

      舅舅在生活中所扮演的种种角色，也无不显示出他在汉宗族的特殊地位。而对于这种地位，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理解：

一、舅舅的身份是母系与父系社会更替中的转换表现。

    在我们的学习认识中，在母系社会中舅舅的角色应当是不够被重视的，在父系社会中舅舅的角色也应当和权力无干。而许多人类学家和民俗学家认为舅权是母系社会的残余。

    事实上可以把目光拉长，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母系氏族的产生是由于生产力的不够发达，采集业比狩猎在氏族生活中占据了更加重要的位置。这种情况在农业及畜牧业稳定后发生了改变，男性渐渐成为社会主要劳动力，地位渐渐提升。而在家庭的具体情况中又仍旧是母系亲属血缘地位较高，又或者是只知其母不知其父。舅舅的地位实际上是男性在母系社会中的家庭和社会地位,当这种地位超越女性时,就形成了舅权。

    因此，我们可以说舅舅是不重要到重要再到不重要的遗存权力。

    准确地说，在母系社会。舅权是成年男性在社会和家庭中的地位、权力，这种权力的根基,是男人对社会和家庭所做出的贡献。不过那时男人对经济的贡献不及女人,所以舅权不可能超越母亲的权力。而如果说舅权是一种在家庭和社会中超越一切的权力,那么这种权力一定是在母系社会瓦解时期、或瓦解阶段产生的,也就是说,是在母系向父系的过渡时期,真正进人父系社会,父亲的权力在家庭中占主导地位,舅权也就不重要了。因此我认为准确的说法应该是:舅权是母系向父系过渡时期的残余。

二、宗族中兼有血缘、无利益纠葛的特殊血亲。

    舅权指的不仅是权力，同样也是义务，是宗族中母亲的兄弟这一特殊身份带来的特殊权利和义务。

有句话叫，你大爷不一定是你大爷，你舅舅一定是你舅舅。

    在生存繁衍过程中雄性生物永远有一个大大的疑问，眼前的后代是否是自己的后代。同样在人类社会中只有母亲知道自己的小孩是谁的，于是产生了许多的应对策略。比如婚姻制度，以控制女性订立契约为方法来调控风险，无论是一夫多妻还是一妻多夫都是有提高数量控制风险的做法在其中。舅舅的男性角色本身具有父权膨胀和扩张的基因，源于结构主义舅权制中诸关系对应组合的亲属关系结构，源于功能主义理论中整个社会机制对舅权制功能性的要求。

    当舅舅成为了男性控制风险的另一种手段，“舅舅”同其他男性一样无法确认自己的孩子是不是自己的，但他的姐妹可以确认。而外甥至少与自己有1/4的血缘关系，这也是某些收养的首选是舅舅的原因。

    其次，舅舅与外甥、与出嫁的姐妹在不同的宗族体系之中，继承格式不同导致在分家、继承、嫁娶中都没有直接利益关系。而在父缘宗族中，所有男性都是潜在的继承权争夺者。这样的有血缘无利益的关系也使得舅舅成为与下一辈人中最亲密的存在。

三、女性的地位低下与补偿保护机制

    或许在很多人眼中，舅舅的存在是对出嫁女性的保护机制和社会家庭关系的调节机制。同样在《舅权的历史遗留与变迁》中谈及舅权是对女性在夫家权力的维护，比如，女性若是正常死亡，“舅舅”通过对外甥的问责、为难，显示自己对姐妹的关心，以尽兄妹亲情的义务；如果女性是非正常死亡，“舅舅”责难外甥，则是维护女性生命权利的一种义务与手段。

    在中国传统汉族社会中，舅舅的重要地位是相对于女性而言的，舅舅权利的被重视，根本上来说是源于女性的社会地位低下。生命、财产、后代，都得不到相应的保障，女性想要维护自己仅有的那点权利，唯一能指望的，就是和自己有血缘关系的娘家，和自己有血缘的兄弟。但舅权的设计绝不是来源于对女性的关怀，在女性没有自主社会地位的时代。舅舅，不过是父亲之外的第二个新主人罢了。

    快要溺水而亡的人啊，快要被太阳晒死的人啊，一根浮木，一瓢水，也都是无比重要的。

    但不管怎么说，在缺乏法律的保护和话语权的传统汉族宗族，舅权的存在，或者是舅舅的存在，给予了女性一些真实存在的保护，不至成为刀下之鱼、俎上之肉。

四、关系的微妙性与女性地位的提高

    列维-斯特劳斯在分析亲属关系名称和亲属关系系统时，曾提出基本单位有4种类型：兄妹关系，夫妻关系，父子关系，舅甥关系，其他所有亲属系统都建立在此基础之上。”

    舅甥关系是其中最特别的一对，在现实中，舅舅不需要扮演父亲那样充满强大威严感的角色，往往更加的轻松亲密。在传统社会中，舅舅是除了母亲外唯一可以确认有血缘关系的亲属。即使我们解释了许多的社会原因、文化因素，似乎也一样逃不开舅舅和外甥之间似乎天然存在的微妙感情。

    现实生活中舅舅似乎也没有很重要了，一方面是独生子女的存在让舅舅变成了一个越来越少的群体，另一方面，女性的地位慢慢提高，在与夫家发生矛盾有了越来越多的解决途径，舅舅不再是唯一的救命稻草。

    现在离男女平等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社会的发展与女性意识的觉醒一定是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尽管还有许多的矛盾冲突，我也依旧庆幸社会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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