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古代中国科技登峰造极，却在近代落后于西方，没有诞生出近代自然科学？
拿科学技术水平去衡量一个国家进步与否，是一种不错的思路，从解放生产力的角度来看，就有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说法。但是我想说，这不是唯一的衡量方法，比如前几年国内公知炒作的尼泊尔“人民幸福指数”，就是另一种思路。以前，老子提出过一种“小国寡民”的构想，在他看来，即便技术并没有发展，人类社会倒退回原始阶段，人类依然能活得幸福快乐，几近于道。我想，这不是他的迂腐，这是他的天真，你可以做一个淡泊的低欲望的极简的只关注精神世界的哲人，但你没有能力要求所有人都这么做。趋利避害才是人的本性。所以，秦汉之际，铁器的技术发展，耕作的技术进步，物质极大丰富时立刻卷入政治军事，为国家统一奠定了物质基础。再看向西欧，维京的祖先们还在树上时，罗马的铁骑已开始横扫欧洲。即便是老子设想的理想条件——小国寡民的情况下，人类依然走不出技术创新、追求利益、暴力军事手段这一条发展路线。因此，一个民族追求技术永远是和军事、政治诉求绑定在一起的，战争带来的创伤让哲人反思，让更多高洁之士关注精神世界，研究哲学、皈依宗教，却完全无法改变技术的发展历程。那么，不同的民族对待技术的态度，也许就成了破解李约瑟难题的关键。
从先秦时代的《考工记》，到后世的《天工开物》，民用的技艺贯穿农工，顶级的艺术品工艺、绝世的军工工艺牢牢掌握在国家手中。国家重视技术，但更看重社会的稳定，官吏选举制度从来是时政方针，文以载道，意识形态挂帅。一个榜样意义上的儒者应该是全方位的人才，像诸葛亮一样，他要有儒家的济世情怀、忠诚思想；有道家的淡泊境界，天人合一；有阴阳家的哲思，仰观俯察，窥探天机；庙堂上，要有兵家统帅全局的气度；江湖中，学医学农，接一接地气，造福百姓……只是，这样的儒者永远是理想主义的儒者，文人们刻画这样的形象，百姓们欢迎这样的形象，现实之中难寻。
值得注意的是，西方社会也并没有一开始的科学技术导向。柏拉图建立的第一所大学，以纯粹的哲学研究为基础，并不提供生产力，它是哲学家的天堂。中世纪降临之时，哲学屈从于神学，成为后者的婢女，也在意识形态上禁锢了人类思想。但是，技术实践并未停滞，也正是科技的进步打造了冲破黑暗的基础。当经验论的科学方法提出时，还会有像笛卡尔、莱布尼茨那样的大师想要以唯理论对抗“经验”的强大“自然效力”。就我的感受而言，唯理论是一种极高的理想主义，思想意识决定科技手段；经验论是人类的疯狂的自信，在混沌的经验里，遵守铁一般的规律。当然无论对错，只是都不要太极端就好了。
古代中国还是偏精神领域更多些，设定了“道”的不可知不可测的属性后，就再难在自然问题上从理性角度出发有更深的探索了。西方了不起的地方就在于，它在数学、物理这样的基础学科还没显现出其巨大威力时，就能在大学里设置这样的课程予以专门研究，哪怕它的目的是寻找上帝、验证上帝，它对人类的智慧充满了信心。古代中国有一个可悲的故事，叫做“杞人忧天”，那个人思考天是什么，天为什么不会掉下来，天掉下来怎么办时，虽然庸人自扰，但毕竟想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