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人的笔记中，有很多王安石性格“执拗”的记载。特别是王安石任群牧司判官时，一日顶头上司龙图阁大学士知开封府的包拯请客赏花，劝酒不已。由于包大人的名望和热情，素不喜饮酒的司马光只得顺势强饮，唯独王安石任凭包大人如何劝说，就是滴酒不沾，弄得包大人很没面子。
这些笔记不只是记名人逸闻，而是反对派们无法在王安石工作和生活作风上打开缺口，只好在他不通人情、固执拘泥的所谓“执拗”上丑化和攻击，以致世称其为“拗相公”。其实，正是由于王安石这种“执拗”——执着精神，才使他成为历史上继商鞅之后的最伟大的思想家和政治家，成为文学成就卓绝的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文学家。
宋代后周，结束了五代分裂局面，建立了大一统的大宋王朝，顺应了历史潮流和天下苍生的愿望，经济社会得到空前的繁荣。但是，随着新的利益集团的兼并扩张，权势阶层的奢侈和巧取豪夺，社会矛盾不断激化，加上宋王朝抑武弱边政策的延续，形成了“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的局面。
王安石幼小随父转任经历许多地方，入仕以后又转任几处地方官佐，对大宋表面繁华而实质上积贫积弱的国情看得清清楚楚，“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他写了近万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系统地提出了变法图强的主张，但晚年的仁宗皇帝求稳怕变，王安石的变法策论被束之高阁。
直到10年后，年轻有为的宋神宗继位，才召王安石“越次入对”，全盘接受他的变法主张，先后委以谏议大夫参知政事（副宰相）、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之职，使王安石得以组织改革领导团队，开展大规模的变法运动，系统推行均输法、青苗法、市易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将兵法、保甲法、保马法，并改革教育制度。这些改革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大地主和豪商对农民的压迫，促进了农田水利事业的发展，改善了国家财政状况，军事实力也得到了加强（收复失地2000里）。
但是，改革变法触及了大官僚、大地主的利益，遭到他们激烈反对，连王安石昔日的挚友司马光和一贯与他同气相求的老上级们也与他分道扬镳，相互绝裂，王安石处于“群疑众谤之中”，不但遭受来自各方面的攻击，而且相府也遭受一些人的围攻和冲击。但是王安石决不妥协，他旗帜鲜明地提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政治思想，表现出一种大无畏的“执拗”韧劲，毫不动摇地推行和捍卫改革大业，使“熙宁（宋神宗的一个年号）变法”成为中世纪全世界最伟大的改革。
王安石在文学上坚持把文学创作和政治活动密切地结合起来，主张文道合一，强调文章的现实功能和社会效果。他的政论性散文大多针对时弊进行议论，语言精练，议论峻刻，笔力雄健，说理透彻，形成了一种拗折刚劲、瘦硬通神的风格，在唐宋八大家中别具一格
可惜的是，由于保守势力过于强大，加上宋神宗动摇和妥协，王安石最后只得自请罢相，改革大业逐步收缩。神宗英年早逝后，新法全部废除，如王安石当年预言的那样，停滞保守的北宋王朝步晋武帝司马炎、唐玄宗李隆基的后尘，国势日弱，终于在内乱外患中覆灭。令人扼腕的是，宋、金、元、明、清各朝一直把北宋灭亡的原因强加到王安石头上，直到近代梁启超开始，才为王安石彻底翻案。（文/韩立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