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校一年后，我开始担任助教，准备上讲台做老师。那个时候做老师，不用考教师资格证书，但要在导师的指导下进行试讲，试讲合格后，就具备上讲台做老师的基本条件了。
说实话，很小的时候我就认为老师是最好的人，小学升初中后，认为老师是最好的职业。进入中山中学寄宿的第一天傍晚，在老师宿舍门口，看到知青老师陈安妮弹琴唱歌的那一幕，很多年来一直存留在心底，认为老师是最神圣的职业，把知青老师那种生活作为自己最向往的生活。如今，自己竟然也可以做老师了，居然也要上讲台试讲了。
从接到全若谷老师通知要试讲那一天开始，我就一直在思考试讲的选题和内容。那时候，自己比较熟悉的课程都有老师在讲，要做到试讲有新意和有特色，让台下听课的领导和老师满意，我决定剑走偏锋，找冷门的内容来讲。在征得导师同意后，我确定了《马恩列斯论农业》这个选题作为人生第一次上讲台的讲述内容。
在后来的准备过程中，事情出乎意料的顺利，我把图书馆相关的资料收集一空，认真整理后，喜出望外，原来计划准备50分钟内容的课程，被我准备成了36个50分钟的教案，也就是说，如果把《马恩列斯论农业》开成一门课，我准备的章节内容可以讲36节课。当我兴奋的向全老师汇报时，老师认认真真地看了二十几分钟后才说话，一向严肃有余的全老师居然哈哈一笑，说：“就按一门课来准备，你选其中的一节来试讲。”一年后担任系主任职务的全老师，后来真的批准《马恩列斯论农业》开设为选修课，由我主讲，让我成为学校开设选修课最年轻的老师，而且报名听课者甚众。
准备好了讲稿，我开始了练习普通话的工作，谭老师亲自批准把系里办公室那台三洋牌收录机借给我做为练习普通话用。于是，我选择了一个周末，找了一间教室，把少数几个学生请出去。然后，关好门窗，把收录机放在第一排座位上，正儿八经地开始对着收录机进行试讲。五十分钟后，自己对自己宣布下课，然后，打开教室，提着收录机来到西山头果园边上，把刚才录的卡带进行播放，按照普通话的要求，进行记录和自我纠正。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几经反复，加上平时讲话尽量注意，不多久，普通话也差不多了，虽然不能说有多标准，但明显的不标准的没有了。于是，开始练习板书，也就是粉笔字。
本来，从初中时代就开始参加出黑板报的我，到大学时代，已经可以写一手工整漂亮的粉笔字了。但板书与出黑板报写粉笔字不同，按谭老师的要求，除了正常可以慢慢写在黑板上的内容外，讲课期间讲到了你认为要补充为板书的内容，要做到嘴巴里讲完这句话或这个词语时，黑板上就要出现这句话或这个词语的板书。也就是说在课堂上，板书不仅要写的漂亮好看，还要快，要讲究速度。
因此，作为合格老师的板书，不仅要写的好看，更要写的快。于是，我又经常把那间教室的几个学生请出去，关上门窗，一练就练五十分钟，当然是边讲边写板书的练习。一段时间以后，虽然达不到谭老师的水平，但因为有书写粉笔字的基础，我基本上可以做到嘴里讲完一句话，转身在黑板上马上就可以写出内容或词语，为了做到自然一些，边写边重复讲一遍，写完后把粉笔往讲台上的粉笔盒子里一扔，十分爽气。
就在我专心致志准备人生第一次上讲台讲课，当然是试讲时，八三农财班的班主任柯老师因工作需要，调任省政府政策研究室工作，系党总支研究决定由我接替柯老师的班主任工作。于是，还没有上讲台正式讲课的我，在柯老师的支持下，先上讲台给八三农财开了一个班会，而且是按一堂课五十分钟来准备的班会。班会非常成功，这些平时叫我老邬的低两级的同学，散会后个个都开始叫我邬老师，这一戏剧性的工作插曲，为锻炼和提高我站在讲台上的胆量提供了非常及时的帮助。
终于，一九八六年国庆节后的一个星期五下午四点钟，是骡子是马都要拉出来溜溜的时刻到了。实事求是地说，尽管当时已经为这次试讲作了充分的准备，但自幼胆小怕生的我，虽然这些年已经有了很大进步，但毕竟这是关系到自己能否从事大学教学工作的一次大考，而且台下大多数都是教过自己的大学老师，说不紧张是假的。我记得在等听课老师到来的时间，两只手的手心紧张的都是汗水。当然，这种紧张随着在台上把已经在心里默讲过无数遍的开堂语讲完，看到台下谭、全俩位老师默许肯定的表情，紧张的心情就烟飞云散了，就自然而然地把准备的内容讲完了。在老师们鼓励的掌声和赞许的眼神中，我知道这次试讲过关了。用后来全老师点评的意见来总结这次试讲，就是准备充分，内容清楚，理论联系实际，叙述流畅，板书也很好。
这是我青年时代最为重视，当然也是最为重要的一次人生经历。这次试讲的成功，极大地增强了我在讲台上的信心，后来的很多年，凭借这个自信，经常在讲台上口若悬河、应付自如，虽然没有成为什么名师，但也帮助很多人考取了会计师和助理会计师，更帮助自己渡过了艰难的青春岁月。现在想想，都还觉得有负谭、全俩位恩师的期望，没有扛住九十年代初期南下浪潮的冲击和吸引力，离开了充满青春记忆的母校，离开了曾经热爱的讲台和校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