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广记 卷三七〇 王屋薪者》，有僧道二人争论佛道孰优，为负薪者呵斥："二子俱父母所生而不养，处帝王之土而不臣，不耕而食，不蚕而衣，不但偷生于人间，复更以他佛道争优劣耶。无居我山，挠乱我山居之人"。此则本意为僧道皆未若儒家，不料却暴露儒家亦无君父之心理。
是则出自《潇湘录》，《新唐书·艺文志》以为是唐代柳祥撰。彼时李氏当国，出身于蛮族，为提高自己之身价，认老子李耳为祖，以道教为主要教派。武则天夺权，为表达自己当国之正，以佛为主，甚至下达“禁屠令”，不允许杀生。娄师德巡查陕西，有厨师献羊羹，问之则曰“豺啮伤，否，有伤天好生之德。”师德叹曰“晓事之豺”。第二日，献鱼羹，问之亦曰豺之伤，师德又叹曰：“何不言獭”？此可知彼时儒家之清醒者，不以佛道为是，亦不以君王之命令为是也。
儒家自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自以为是“皇帝轮流做，治理靠儒家”，以正统自居，以夫子之言为开“万古如长夜”之天籁，虽同为百家之法家、墨家，亦以为小道，何况西来之佛，一斗米之道？于是抓住佛脱发、离家修行之小瑕疵，目其为无父无君，是则之言也。历史不会重复，但却惊人的相似。满清同光之朝，曾国藩平太平天国，亦是以礼教为大义，批判洪秀全“无君无父”，从道义上占据舆论阵地。而且亲身实践—湘军军官，绝大多数为秀才、举人一类的读书人。刘坤一、刘秉章、左宗棠、彭玉麟，皆为湘楚将领出身，形成湘军半天下—天下督抚湘军系统占据一半——之说。慈禧太后不得不以杨乃武和小白菜案，打击地方势力。而曾国藩等，则以刺马案—张汶祥刺杀两江总督马新贻为反击，此案既《投名状》之原型也。曾国藩以圣人为楷模，又何曾以君父为念？
录赵烈文、曾国藩有关清朝覆灭之预言观之：初鼓后，涤师（曾国藩字涤生）来畅谭。言得京中来人所说，云都门气象甚恶，明火执仗之案时出，而市肆乞丐成群，甚至妇女亦裸身无裤，民穷财尽，恐有异变，奈何？余云：“天下治安，一统久矣，势必驯至分剖，然主威素重，风采未开，若非抽心一烂，则土崩瓦解之局不成。以烈（赵烈文自称）度之，异日之祸，必先根本颠仆，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师蹙额良久，曰：“然则当南迁乎？”余云：“恐遂陆沉，未必能效晋、宋也。”师曰：“本朝君德正，或不至此。”余曰：“君德正矣，而国势之隆，食报已不为不厚。国初创业太易，诛戮太重，所以有天下者太巧。天道难知。善恶不相掩，后君之德泽，未足恃也。”师曰：“吾日夜望死，忧见宗祏之陨，君辈得毋以为戏论？”余曰：“如师身分，虽善谑，何至以此为戏。然生死命定，不可冀求，乐死之与幸生，相去无几。且师亦当为遗民计，有师一日，民可苟延一日，所关甫大而忍恝然乎？”（《能静居日记》叶1068）。细绎二人对满清之态度，曾氏毕竟为国出过大力，有不舍之念。赵氏完全置身事外，以中间人自居也，何曾有君父之忧？
君父之忧，不过是文人骗人之术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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