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帝国自海路向东方的探索,最初以印度为目标。它的出发点有两个:一是由红海出曼德海峡和亚丁湾,然后入阿拉伯海和印度洋;一是经两河流域入波斯湾,出霍尔木兹海峡,然后入阿拉伯海和印度洋。
红海和波斯湾地区与印度的交通有着悠久的历史。考古发现证实,埃及通过红海与印度的交往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500年,波斯湾地区与印度的交往可追溯到公元前2000多年以前。
公元前10世纪,埃及法老希兰(Hiram)派自己熟练的水手同以色列-犹太王国国王所罗门(约前960—前930)的水手前往印度,从那里带回金、银、珠宝、象牙、猿猴和孔雀等。
波斯阿赫明尼德帝国时期,大流士(前521—前485)于公元前509年派遣一支舰队从印度河口出发,绕过阿拉伯半岛到达埃及。
公元前四世纪末,马其顿亚历山大东征虽主要途经亚洲大陆,但他建立的埃及亚历山大城及其对红海两岸的控制,为希腊人在红海的航行及其与印度的交往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作为一代雄主的亚历山大,自印度西返时,为加强印度与幼发拉底河之间的海上联系,派部将尼亚库斯(Nearchus)考察了印度到波斯湾的海岸线,后来又雇佣腓尼基人在波斯湾进行航海活动,在岸边建立殖民地,以图向东发展,但亚历山大英年早逝,使他向东方航海探索的宏伟蓝图未能实现。
亚历山大死后,占据地中海东岸和两河流域的塞琉古王朝和占据红海地区的托勒密王朝,在航海活动上虽然作为不大,但二者都与印度的孔雀王朝(前324—前187)保持使节往来。
这些交往是罗马帝国继承的重要的航海遗产,对它向东方的探索具有重大意义。
公元前140—前130年前,波斯占领了两河流域的巴比伦(Babylonia)的塞琉西亚(Seleucia),希腊人已难以通过两河流域-波斯湾保持与印度的交往。
此后,波斯湾绕阿拉伯半岛与红海的交通,红海出曼德海峡、波斯湾出霍尔木兹海峡与印度的交往,多半控制在波斯和一些阿拉伯中间城市如纳巴提人(Nabateans)和希米亚提人(Himyarites)手中。
罗马帝国兴起后,与波斯帝国的安息王朝竭力争夺两河流域和波斯湾头的控制权,其目的是为了打通与东方联系的海上通道,从而得到罗马帝国需求日益增长的东方奢侈品如丝绸、香料等,以避免因波斯垄断中部丝绸之路造成的巨大经济损失。
由于波斯帝国的顽强抗击,罗马帝国对两河流域和波斯湾的控制只有在国力鼎盛时期才能实现。所以,罗马帝国由海路向东方的探索,在大多数情况是从红海地区展开。
公元前一世纪发生的两大重要历史事件大大推动了希腊—罗马世界与东方的交往:
一是季风规律的正确利用(注:季风规律的发现和利用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希腊水手希帕罗斯在公元前一世纪中叶所发现的是正确利用季风从外海到达印度。
二是罗马对地中海东部和埃及托勒密王朝(前323—前30)的征服。季风规律的发现和利用使罗马帝国向印度的探索摆脱了沿海近距离航行的束缚,发展成为出红海直达印度的外海航行,航行时间大为缩短。罗马帝国初期的繁荣为航行东方提供了足够的物质基础;罗马帝国各阶层、尤其是上层社会对东方奢侈品的追求,成为东方航行的巨大驱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