滋滋一声，裹着面糊的肉放在了油锅里，锅里油立刻开出了一朵牡丹花。我坐在门槛上，看着我妈从这牡丹花里，一样一样捞出炸好的菜，我使劲咽了一口口水。炸好的菜，放在一个大簸箩里，我又使劲咽了口水。
然后，就把盛炸菜的簸箩放在了屋里梁下用绳吊起的壁梁上，像是在半空中荡秋千的样子。可那簸箩不动，牢固着呢。那香味飘在屋子里，我仰起头看了又看。还有一块肉放在上面哩，又是留着招待亲戚的吧。
腊月二十九是炸菜的日子，明明炸的是肉、鱼、豆腐、肉丸、干黄花和土豆盒子，老人们却都说是炸菜。我倒也不明白了。不明白，我才不问呢。我就等着能把炸好的菜，每一样都能给我尝尝。弟弟等着，妹妹也等着。好像就是我不能等着，我是大姐呀。我总得装的很懂事很听话的样子吧。虽然我不知道自己到底咽了多少口水，眼睛也是老盯着那些菜看。可我妈却说：今不能吃，得留着过年吃。还得伺候年后来的亲戚，一直到正月十五。
从我妈开始忙活年，我就跟在身边打下手。凡油炸的菜要提前切好腌好，肉切成小丁块，豆腐切成均匀的四方块，干黄花泡软，再用葱、姜、花椒面和盐腌制一些时间。土豆盒子包上肉馅，鱼和肉丸也得提前准备好。用鸡蛋调和的面糊很讲究，太稀不挂糊，稠了挂糊厚，炸出的菜面糊厚口感就差了。所以，面糊的稀稠要拿捏好了。我妈自打年轻就心灵手巧，这可难不住她。炸出的菜色泽金黄，既好看，又好吃。尤其是那炸豆腐，外焦里嫩，忍不住的就咽口水。我干得最多的活就是烧火。用泥坯磊起来的炉灶，大的可用来放蒸锅，蒸馒头、窝头。小的用来放炒锅，水壶。炸菜用得就是这小炉灶，火要烧的均匀。烧着火，总走神，便不用我。就那么坐在门槛上，看看屋檐上的冰凌滴下的水珠，落地又结成了冰。再看看炉灶里的火，煮着香喷喷的诱惑。油锅里的牡丹花开时大时小，眼不眨的看着最后一条鱼从锅里捞起，炉灶里的火熄灭，油花落下。
进腊月，我妈就忙起来。除了忙自己的，还要为邻里之间裁衣、绣花、剪鞋样，她们来找，我妈从不拒绝。到晚上家里总是聚着一些人，围炉而坐，聊着家常，手里忙着针线活。绣鞋垫，纳鞋底，缝衣服……这些我什么都没学会。在炉子上烤地瓜，炒花生，香气扑鼻。我吃着，听着，看着。有雪的夜里，她们也会担心，若是过年了雪不化，出门子，走亲戚，路滑难走。临近年关，她们的新鞋子，新衣服都做好了，给新女婿绣的鞋垫也完成了，误不了正月初三送女婿。
忙完了过年穿的戴的，就要跟我妈学着蒸花馍馍了。邻家的姊妹们，新媳妇都想学，早早发上一大瓷盆面，准备好红枣，等面发了揉好，花馍馍的大小、花型、都是按自己所需做的，做好花型放上红枣，醒好后便可上锅蒸了。其实，在我们老家，花馍馍一般都用在过年时家堂的供桌上。似乎做得越好越撑门面一样。烧火蒸花馍和馒头的活就落在我身上，坐在饭棚里的炉灶旁就是半天功夫。一个人独坐，炉灶里的火映红我的脸，透露出了暖气，那蓝烟缭绕呛的我使劲咳了几声。心头的情绪却有了另一番意味，丝丝缕缕的竟也说不清。该是那样的轻松、快乐和期待。原来清贫岁月里的年也有那么多快乐和幸福的期待。那花馍待熟的香味顺着那蒸气氤氲开来，我使劲闻了闻，这花馍是上供桌的就更不能提前吃了。炉灶里的火渐渐小了下来，待花馍出锅后，再烧火蒸馒头。
所有的香，难抵大老爷家的肉香。天井里支起的大锅里煮着猪头和猪下货，满天井飘着肉香。原来一堵墙挡不住年味，挡不住肉香的诱惑，挡不住亲情，更挡不住岁月。那个煮肉的天井早已荒芜，门上红红的对联被岁月洗成了白色，经年的沧桑，老去了几代人关于年的况味。儿时，那个给我压岁钱的老人早已离开了我们。年，是穷人家的坎，又是红红火火的希望。忙年，推碾、推磨，一圈一圈转着，不经意间磨去了芳华，碾碎了生活里的琐碎。盼年，穿新衣，吃饺子，愿望简单到只要是过年就好。过年，几角的压岁钱欢喜的捂半年。简单、纯粹、幸福。
进腊月，数日子，盼过年的年龄一去不返。近年关，还是要忙，似乎不忙就不叫过年。我也学会了炸菜，过年总要炸几样。父母还是要忙年，我妈还是年年都炸菜，蒸花馍馍，蒸馒头，摊煎饼，一样都不少。可是，坐在门槛上看油花翻滚，使得我使劲咽口水的日子，都有无穷的快乐。划一根洋火，点燃炉灶里的柴，火不紧不慢的烧着，熏黑的铁锅里炖的猪肉，发出了“咕嘟咕嘟”的声音。一个一个的年就这么忙着，盼着。又不知不觉的如烟灰轻弹，不着痕迹，唯有回忆出了这徐吟的声调。再说，也必是讨人烦了。如今，不再稀罕这些了，过年总觉得少了些什么。到底少了些什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