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实习生与整个官场的对决——大礼议之争（一）
（张璁：很抱歉，今生竟然以这种方式与大家见面）
正德15年2月，46岁的张璁第八次应礼部试，终于得中，但由于明武宗朱厚照一直在“南巡”，殿试迟迟无法举行。一直到正德16年5月15日，嘉靖帝即位之后于奉天殿补行殿试，张璁中二甲进士，观政礼部，从此正式进入仕途。
此时的张璁已经47岁，在大明朝的政治体制中，这是一个非常尴尬的年龄。这意味着他的职业生涯注定要比那些二十多岁、三十多岁就中进士的人要少很多年。但不管怎么说，好歹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平台，从此在帝国的政治生活中，自己不再是一个体制外的“看客”，不再是一个“喊破了喉咙也没人应”的思想家，不再是一个空有满腔热忱却无处发泄的“可怜虫”。
二十多年的岁月里，他幻想过，怀疑过，失望过，挣扎过，动摇过，如今终于时来运转，以一个参与者的身份走向权力战场。他要消灭各种各样的贪官污吏、尸位素餐者、土匪以及强盗，解决天下人的吃饭问题和公平问题。
我将背负天下，勇往直前，一直到自己倒下。
我的思想将穿透历史，永远被人铭记。
我的骂名可能将传遍天下。
我无所畏惧。
……
但张璁想不到的是，命运之门一旦对他开放，首当其冲竟然是一场几乎波及所有在职或退职官员的“政治风暴”，而天下人也将在这场人人瞩目的风暴中，见识这个被压抑了二十多年，现在刚刚步入政坛毫无资历的礼学专家的能量和他的不屈不挠的个性。通过这个过程，他将在极短的时间内获得那些二十多岁、三十多岁中进士的人苦熬多年才获得的名望和资历。当然，他也将收获体制内前所未有的反对和唾骂。但这一切，都和他无关，他最初所关心的，却只是一个是非问题。
这个是非问题源自内阁首辅杨廷和。
此时的杨廷和，声望和权威可谓如日中天。
在大明朝的百姓心目中，他拨乱反正，清除奸邪，纠正了明武宗的许多荒唐举动，可谓天下救星。
在朝廷官员们心目中，尤其是科举官员心目中，他可谓读书人的“人生楷模”，19岁中进士、点翰林，孝宗时成为皇太子讲读，武宗时入内阁，后来继李东阳出任内阁首辅大臣，成为朝中“正义”力量的象征。明武宗死后的三十七天里，他成为这个国家事实上的“皇帝”，其所作所为受到朝廷内外一致称赞。
但在朝臣心目中，最令人眼热和不能忽视的是，此时的杨廷和还有“拥立”大功。朱厚熜从一个地处偏远的藩王二代到成为皇帝，完全是杨廷和力捧的结果。可以想象，杨廷和未来的政治根基将越发坚固，地位和权势将越来越高。
但这样一个有德有能有资历有大功的首辅，却在这个时候犯了一个“可以理解”的错误。
15岁的嘉靖帝刚登基5天，便要求相关部门拟定自己的父亲兴献王的尊崇礼仪和称号。杨廷和援引历史上西汉定陶王、北宋濮王的前例对礼部尚书毛澄说：“是足为据，宜尊孝宗曰皇考，称献王为皇叔考兴国大王，母妃为皇叔母兴国太妃，自称侄皇帝名……有异议者即奸邪，当斩。”
很明显，杨廷和对自己的权威比较自信，对孝宗皇帝有着深厚的感情，不忍心看着孝宗一脉在武宗这里断绝，同时对这个年轻的小皇帝的个性和手段也缺乏深入了解，所以才果断要求小皇帝过继给孝宗，认孝宗为父亲。他定下的这个大原则既是人之常情，又是历史惯例，大家谁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妥，尤其是经历过孝宗朝的官员都有这样的心理基础。但问题在于天底下的人情并非只有一种，而杨廷和的决断又太过霸道、专断，排斥一切异议，将一切不同意见者一概斥为“奸邪”，定罪为“当斩”，这当然有点过分。
在杨廷和的权威“加持”下，在朝臣共同的心理基础上，杨廷和的决断“几成定议”。登基只有半个月的嘉靖帝面对大臣们的“共同意见”，极为愤怒——“父母竟然可以这样随意更改？”令再议。但朝臣们的“执拗”和“不识相”很快就让小皇帝大吃一惊，毛澄等人屡次引经据典地驳回自己的意见，显得大义凛然，而自己竟然毫无办法，一时之间争执不决。
这场争论刚开始的时候，张璁还没有经过殿试取得正式进士资格，等取得资格在礼部“实习”之后，争论还没有个结果。当然，这也完全可以理解，一方面杨廷和、毛澄等人的意见确实有一定的合理性，只是委屈了当今的小皇帝；另一方面，谁敢冒着“奸邪”的恶名,“当斩”的罪名与首辅大人抗衡呢？毕竟它关系着事主一生的功名利禄和身家性命。
事情就这么僵持着，但张璁却无法忍受了。作为一个钻研礼学多年的专家级人物，他一眼就看到了杨廷和、毛澄等人的理论漏洞，对小皇帝的处境也深为同情，再加上他一贯不畏权贵、做事彻底、爱较真的个性，自然无法沉默下去。
正德16年7月1日，在正式中进士42天后，张璁以礼部“观政进士”之名上疏，反对首辅杨廷和“为人后者为之子”的意见，主张“继统不继嗣”。
有人说，张璁这是“志在逢迎”、“希意干进”，实际上只要稍微想一下就会明白，一个刚中进士不到两个月，无权无实职的官场实习生，竟然要与内阁和众臣们对抗，岂不是鸡蛋碰石头？这是要主动把“奸邪”“当斩”的恶名、罪名统统往自己的头上戴的架势呀！世间会有这样不审时度势，“希意干进”、“志在逢迎”的人？
可以想象年仅15岁，登基还不到80天的嘉靖帝在看到这份奏疏时的感受，“此论出，我父子获全矣！”从此，张璁二字牢牢地刻在了他的心中，成为一个符号级的人物。当然我们也可以想象杨廷和、毛澄以及群臣看到这封奏疏时的反应。于是，群臣纷纷上书，论战者有之，痛骂者有之，大有不杀张璁誓不罢休之势。
于是，古往今来官场中罕见的一幕在大明朝发生了。
从正德16年7月到11月，四个多月里，面对众臣们的论战和痛骂，新科进士、官场实习生张璁又接连上《正典礼第二、三、四、五、六、七疏》回应众人的质疑，犹如一场精彩绝伦的“舌战群儒”好戏。用现在的话说，宣传部见习科员张璁在与总理、部长等人的论战中显示出深厚的理论功底和的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治学态度，明显占了上风，一些人渐渐开始表示同意他的看法，但更多的官员则是——尴尬，一方面觉得这个见习科员说得有道理，另一方面也不敢得罪首辅大人，便“钳口畏祸”，不予明确表态。
支持张璁朝臣在这一时期屈指可数，只有霍韬、方献夫、席书、熊浃等了了数人。霍韬私下写了《大礼议辩驳》一文，与礼部尚书毛澄互相质难，还上疏说毛澄等人的观点与古礼不合，与圣贤之道相违。方献夫本来奏疏已经写好了，但害怕被大家扣上“邪说干政”的帽子，不敢上疏。
到正德16年11月25日，大礼议仍未有定论，张璁在众人的一片错愕中又炮制出一枚新的重磅炸弹——《大礼或问》。
在这篇奏疏中，张璁总结前一阶段大礼议的动态，劝皇帝奋然裁断，“唐陆贽曰：‘上不负天子，下不负所学。’臣愚，虽未之学，其不敢负天子之心，天地鬼神实临之也。且窃谓非天子不议礼，原皇上奋然裁断，揭父子大伦明告中外，以皇叔父母不正之名不可称，则大伦正而大礼定矣。”同时张璁对统与嗣的问题，据礼书以对客问难的形式做了系统性的回答，有理且有据，富有强大的理论威力。
重臣杨一清在老家看到张璁的这封奏疏后，不再模棱两可，主动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张生此论，圣人不易，恐终当从之。”在朝臣中引起了震动。
杨廷和等人提前看到这封奏疏，心中恐慌，对自己的立论也不再自信，一方面派人（张璁的同年杨维聪）劝说、阻挠张璁上疏，另一方面主动对皇帝“让步”，表示同意加尊兴献王、妃为帝、后，改变原来所坚持的兴献王、妃为皇叔父、母的主张。
杨廷和在对皇帝做出让步的同时，也对张璁、霍韬等任进行了组织处理。正德16年12月，张璁被调往南京任刑部主事，霍韬被迫谢病而归，熊浃则外调为河南参议。至此，大礼议双方暂时获得了一个平衡，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并不是结束。
在张璁到南京后，杨廷和派人传话给张璁：“子不应南官，但静处之，勿复为大礼说难我可耳！”也就是说，首辅大人在论战中已经表示认输，开始对他进行拉拢、收买。
南吏部尚书石珤（bao）也暗中向张璁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慎之，大礼说终当行也。”
当然，一些善于查看风向的官场野心家们也嗅到了其中的机会，开始蠢蠢欲动。
不管怎么说，在正德16年7月到12月的这场巨大的政治风波中，时代给了张璁一个大大的特写。而他自己，在经过数十年的知识积累之后，在舞台上厚积薄发，全面展现了自己礼学专家的素养和不屈不挠的个性，在极短的时间内获得了巨大的政治声望。
命运之门，缓缓开启，一个新的时代即将开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