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问我毕业以来，对大学时光最感怀的是什么，那一定是位于中关村大街59号里的一块木板。它只比横躺时的我长那么些许，长相粗糙轻浮，竖直立起时能以假乱真，冒充一扇尽忠职守的门，却承载了我四年的安逸梦。每晚往那块板上一躺，两脚一叉，双手一张，无忧无虑，神游梦境，好不快哉！那时候，只知道贪享它带给我的一片自由天地，却从不知感恩回报，甚至喊它的名字时，都是简单粗暴地直唤其“宿舍里的一张床”。离开了它后，才开始感念它、追忆它，亲昵地称其为“我曾经在寸土寸金的中关村大街拥有过四年的宝贵床位”。

之所以如此感怀，说到底还是自己被这个大街小巷人人言房论房、买房炒房的时代所裹挟了。毕业后，实习单位的同事聚餐，言必及房子，地铁里不相识的路人ABC聊天，侧耳倾听，不论是在插科打诨，或是正色相言，也是三句不离房子，回到家，饭桌上的话题依旧是房子。房子这个话题就像是在我身上安了定位器，走哪儿跟哪儿，寸步不离。在此种“房子至上”舆论环境的熏陶下，久而久之，自己也染上了“谈房癖”。好友相聚，经常一本正经地向她们传授买房必备知识，义正言辞地批判炒房热，搞得自己好像真的很懂房子，真的买得起帝都的房子。

若以佛道两家观点来看，生活的至高境界是无欲无求、清静自然。房子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何必为房子一类的身外之物而愁苦，做一个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的女汉子，不才是人间正道嘛。媒体上周期性爆发的买房舆论战中，“不以房子为形役”的论调也像一股清风，吹得人通体舒畅、心旷神怡。但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不过是永不满足的欲求罢了。况且在自然界，连禽兽都要为自己在地上挖个洞，或是在树上搭个巢，人类怎会不想着拥有一个自己的小窝呢？

作为一个俗不可耐的凡人，一个喜欢向世俗低头献媚的庸人，我总忍不住在星空皓月、夜深人静的时候，往心里扔一个无形的天平，一头放我，一头放房子，看自己值个几斤几两。总喜欢在旁人心高气傲、欲与天公试比高的时候，冷不丁地来上一句：“你在帝都买房了吗？”未来还有可能在郁郁不得志时，望着帝都的高楼，头脑里千百遍循环播放歌曲旋律：“房子啊，房子，你可曾想起了我。”不过，我对房子的观察癖好不仅局限于经济学领域的供给需求、价格涨跌，还延伸至了更隐蔽的心理动机领域。像是有着隐私偷窥欲，要把房子里的人看个精光。

在大城市读书这么些年，除了长得越来越像家人口中的“读书呆”外，似乎没有别的长进，倒是变得越来越无知了。一些明晃晃的道理摆在面前，却依旧要傻里傻气地问声“为什么”。就拿房子来说，“人为什么要买房”这个问题足可以困扰我数日。当然，我可以直接用上面言及的动物本能来解释，衣食住行，人最基本的生存需求。但若真是这样，租房便可以了，为何还一定要买房，要拥有一套短时期属于你、却被你视作长久拥有的房子？况且租房子来去自由，若对某个空间布局产生了审美疲劳，还可以转换下家。

马斯洛把人的心理需求分成了五个等级，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的需求。把如今人们买房的行为对应到心理动机上，除了房子的实用价值外，安全需求才是人们最直接的心理需求。租来的房子虽能发挥最基本的房子功效——遮风挡雨、吃饭睡觉，却终究无法给人以安全感。安全感来自于归属感与确定性，租房者始终需要面临着“被搬家”的不确定性，更是不存在所谓的归属感，在房子墙壁上订个钉子都要犹豫老半天，因为这不是“我”的房子。这一点，现代都市里的小白领们体会的尤为深切。

这些衣着体面、谈吐优雅的白领们或是来自于地方二三线城市，或是来自不知名的小乡村，在买房前，他们都是无根的叶子，游荡在城市繁华的写字楼区。他们还是城市里断了尾巴的壁虎，为了追寻“人生的价值、拼搏的精神”，扯断了夹在家门缝里的尾巴，才从“保守又落后、缺乏发展前景”的家乡挣脱出来，成为一只残缺的壁虎，丢掉了印刻着家乡二字的旧尾巴，却还没来得及长出与城市水乳交融的新尾巴。房子被年轻人赋予了根和尾巴的意味，在他们看来，只有当一纸房产证上写有了他们的名字，才终于寻找到扎根的土壤，拥有了持久性的安全保障。只有长出了这条叫做“房子的新尾巴”，他们才能重新寻回完整的自己。这也是为何，不论在城市或是乡村，房子都被视为结婚的必要前提。婚姻往往是一个人由漂泊到稳定、未来由迷茫到清晰的转折点，而房子也自然承担起了小家庭安稳度日的象征意义。一些在外打工生活，却选择返乡盖房的农民也是出于同样的需求，只不过城市里买房的年轻人早已丢掉了原初的家乡，把他乡当故乡，而返乡盖房的人们自始至终都坚守着唯一的归属地。

每年春节，媒体上都要冒出许多文章，哀叹乡村的消逝。在这样的论调里，乡村似乎成为了一个统一的整体，正以同样的速率，朝着同样的方向，走向不可回挽的衰颓。然而，这不过是“返乡体”塑造出的一种假象，乡村从来不是一个步调统一的整体，地方性的乡土文化与家族文化各有所差，一些乡村间的差异性或许都要远胜于某些乡村与城市间的差异。有的乡村将走向寂寞清秋冷后的消亡，有的乡村虽不能永葆青春，至少能够在很长一段时间中留存于世。我有一套歪理论：如果你想知道五十年后，眼前的这个乡村是人去楼空、荒草蔓延，凋零地不像样，还是依然有着人间的烟火气息，能在年末盼得游子归来，只需要找一栋样貌寻常的房子，走进去，问问家里上了年纪的女人，“孩子是准备在县城买房，还是回村盖房”。从这一个问题，你便大体可以判断出三十年内这个村庄的发展方向。一个村庄的走势是由房子而非人口最先展露出来。

在这个以城市文化为中心的时代，没有纯粹的农村人与城市人之分，只有“精明”和“愚笨”的农村人之分。“精明”的农村人在理想追求上几乎与城市人无异，他们通过读书考学、外出打工，背对着乡村向城市奔跑，寻求与城市人一样的美好生活。“愚笨”的农村人虽然也在向城市奔跑，却始终面向着乡村、背对着城市，为了更好地回到乡村生活而进入城市。这两个群体在买房还是盖房的问题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在“精明”的农村人群体中，有能力者买房定居大城市，能力较弱的人就在家乡的小县城定居，只有无能力者才会被迫回到乡村。而“愚笨”的农村人攒了大半辈子的积蓄，最后都拿回农村，盖一栋一年住不了几天的大房子。

前者的买房动机是很容易理解的，为了现时居住的实用性目标，也为了重新扎根的精神性需求。例如在北方的许多乡村中，即使是过年，在城市置得房产的年轻人们也不再回到村里，在最该热闹的时节，村子里却是死一般的沉寂。而后者的动机却着实令人捉摸不透，也常遭到“精明者”的批判。这一类村庄的典型代表便是福建一些沿海的农村，从村子的外围看，一栋栋房子崭新气派，簇拥在一起，如同城市里的别墅群，走近了看，才发现整个村子几乎空无一人，老人孩子也大多被接到城市去生活，远近不闻鸡犬声。只有到了年末，村子里的人们才如潮汐般，从全国各地回流至村。近一二十年来，留在村子里生活的人不断减少，盖起的房子却是越来越多，也越来越高。

这一群体的盖房动机不同于乡村里的“精明派”，也不同于城市人。之所以被称为“愚笨”，是因为他们的行为显然违背了“精明者”的理性和实用逻辑。从实用的角度来看，他们在城市里卖力挣钱、缩衣减食，却把积蓄全部用在农村的一栋房子上，既不能常年居住，也不能像炒房者一样从中生利，这实在是愚昧与浪费之举。然而，若是将动机划分为物质与精神性两种，“愚笨”的农村人反倒成为了最具有精神价值追求的一批人。在他们的眼中，房子已经不是单纯的物质功用，像城里人一样为了能够舒适的居住，而更多是一种人生价值、家族声望的象征。

这样的乡村往往仍保留着传统性的文化特质，乡土与家族文化依旧在发挥着效力。人在不停流动，但村庄内的血缘与地缘关系却仍在维系着，尽管已不似三十年前那般紧密。在这里，房子看似失去了实际的居住功用，实则仍在乡村舆论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他们并不寻求自我的存在价值，而是将个人的价值依附于家庭这个集体当中，企图从家族的声望中收获尊严感和价值感，而房子便是其家族声望的重要来源，家族的声望又直接关系着乡村中的婚嫁问题。一个家声好的年轻人往往在乡村的婚姻市场上也更具竞争优势。

对于城市人而言，房子有时也承担起了为人们昭示意义的使命。年轻人都在抱怨城市里的高房价，抱怨房子像是一个枷锁，将他们束缚了起来。殊不知正是这贵的离谱的房子支撑起了他们人生的意义感，让他们暂时免于无价值的虚空。不知自己的存在价值，不知自己的动力来源，甚至不知自己的喜好憎恶，房子恰恰成为了虚空的填补物。在学校里，年轻人们为分数和学历而奋斗，走上社会，则为房子而拼搏。由分数到房子，由学校到社会，年轻人实现了人生的无缝对接，将那些恼人的、残酷的、萎靡的无意义感一扫而空，直到下一个外物的来临与接替。

最近听闻政府在抑制高房价，我不知该为年轻人忧还是喜。低房价对于一些人来说有积极的作用，可以多一分自由，少一分束缚，但对于某一些人而言，却可能带来消极的影响。如果连房子都不需要为之奋斗了，那活着还有什么价值呢？所以，如果枷锁的卸去带来的是无意义的空虚感，不如继续保持高房价，让年轻人们用自由去换取人生的虚假意义。当然，这是我的又一个歪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