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学习第121天《小匡  第二十》第15～17段

原文阅读

        桓公又问曰：“寡人欲修政以干时于天下，其可乎？”管子对曰：“可。”公曰：“安始而可？”管子对曰：“始于爱民。”公曰：“爱民之道奈何？”管子对曰：“公修公族，家修家族，使相连以事，相及以禄，则民相亲矣。放旧罪，修旧宗，立无后，则民殖矣。省刑罚，薄赋敛，则民富矣。乡建贤士，使教于国，则民有礼矣。出令不改，则民正矣。此爱民之道也。”公曰：“民富而以亲，则可以使之乎？”管子对曰：“举财长工以止民用，陈力尚贤以劝民知，加刑无苛以济百姓。行之无私，则足以容众矣；出言必信，则令不穷矣。此使民之道也。”

        桓公曰：“民居定矣，事已成矣，吾欲从事于天下诸侯，其可乎？”管子对曰：“未可。民心未吾安。”公曰：“安之奈何？”管子对曰：“修旧法，择其善者，举而严用之。慈于民，予无财，宽政役，敬百姓，则国富而民安矣。”公曰：“民安矣，其可乎？”管仲对曰：“未可。君若欲正卒伍，修甲兵，则大国亦将正卒伍，修甲兵。君有征战之事，则小国诸侯之臣有守圉之备矣。然则难以速得意于天下。公欲速得意于天下诸侯，则事有所隐，而政有所寓。”公曰，“为之奈何？”管子对曰：“作内政而寓军令焉。为高子之里，为国子之里，为公里，三分齐国，以为三军。择其贤民，使为里君。乡有行伍，卒长则其制令，且以田猎，因以赏罚，则百姓通于军事矣。”桓公曰：“善。”

        于是乎管子乃制五家以为轨，轨为之长。十轨为里，里有司。四里为连，连为之长。十连为乡，乡有良人，以为军令。是故五家为轨，五人为伍，轨长率之。十轨为里，故五十人为小戎，里有司率之。四里为连，故二百人为卒，连长率之。十连为乡，故二千人为旅，乡良人率之。五乡一师，故万人一军，五乡之师率之。三军故有中军之鼓，有高子之鼓，有国子之鼓。春以田曰蒐，振旅。秋以田曰狝，治兵。是故卒伍政定于里，军旅政定于郊。内教既成，令不得迁徙。故卒伍之人，人与人相保，家与家相爱，少相居，长相游，祭祀相福，死丧相恤，祸福相忧，居处相乐，行作相和，哭泣相哀。是故夜战其声相闻，足以无乱。昼战其目相见，足以相识。欢欣足以相死。是故以守则固，以战则胜。君有此教士三万人，以横行于天下，诛无道，以定周室。天下大国之君莫之能圉也。

字词注释

[1]干时：求合于时势。

[2]公：诸侯，君主。修：整治。

[3]家：古代卿大夫及其家族或封地称家，这里指卿大夫。

[4]禄：古代官吏的俸给。

[5]放：舍弃。

[6]立无后：为没有继承人的家族立嗣。

[7]以：通“已”。已经。

[8]举财：开发财物。长工：发展手工业。止：等待满足。

[9]陈力：展现出能力、才能。民知：民智。

[10]无：不要。

[11]容众：心怀宽广，能与各种人交往。这里指能团结天下百姓。

[12]穷：困窘。这里指政令行不通。

[13]从事于天下诸侯：和天下诸侯会盟。这里指称霸天下诸侯。

[14]严：尊敬，敬重。

[15]慈：上对下的爱护称为慈。这里指君主对百姓的仁爱。

[16]政：通“征”。征收，征调。

[17]正：通“整”。整顿，治理。卒伍：古代军队编制，五人为伍，百人为卒。泛指军队。

[18]圉（yǔ）：防御，防备。

[19]隐：隐蔽。

[20]寓：寄存，依托。

[21]行伍：古代兵制，五人为伍，五伍为行。这里借指军队。

[22]制令：制度与号令。

[23]田：打猎。

[24]蒐：春天打猎之称。

[25]振旅：整顿部队，操练士兵。

[26]狝（xiǎn）：秋天打猎之称。

[27]政定：整顿安定。政，整顿，治理。

[28]恤：怜悯。

[29]行作：劳作。

译文参考

        齐桓公又问说：“我想整治政事来适应天下的形势，这可以做到吗？”管仲回答说：“可以。”齐桓公问：“从哪里做起才可以达到目标呢？”管仲回答说：“从爱护百姓开始做起。”齐桓公说：“爱护百姓具体要怎么做呢？”管仲回答说：“君主整治公族，卿大夫整治家族，彼此用事务相互联结，用俸禄相互补给，那么百姓们就会相互亲近了。赦免以前的罪犯，整治旧的宗族，为没有后代的人立嗣，那么百姓们就会繁衍生息。减省刑罚，减少赋税，那么百姓们就会富足。乡里推崇贤人，让他们在国内施行教化，那么百姓们就会有礼节了。朝廷和官府发出的政令不会改变，那么百姓们就会变得正直。这就是爱护百姓的做法。”齐桓公说：“百姓富足而且又相互亲近，这样可以去役使他们了吗？”管仲回答说：“开发财物，增加工事来预备百姓们的用度；展现贤人的能力，推崇贤人来勉励百姓们增长智慧；施加刑罚不要过于苛刻，来帮助百姓改正错误。行使政令没有私心，那么就能够团结全天下的百姓；说出了言论就一定讲信用，那么政令就不会行不通了。这就是役使百姓的做法。”

        齐桓公说：“百姓们的居住已经安定了，他们自己的功业也建立了，现在我想在诸侯中称霸，可以做到吗？”管子回答说：“不可以。民心还没有因为我们而安定。”齐桓公说：“要怎样使他们安定呢？”管仲回答说：“修订旧有的法律，选择其中合理的，制定出来然后严格地使用它们。对百姓仁爱，救济贫困的人，放宽松征派徭役，敬重百姓，那么国家就可以富足而且民心变得安定了。”齐桓公说：“民心安定了，那就可以了吗？”管仲回答说：“还不可以。您如果要整顿军队，修缮兵器，那么其他大国也将整顿军队，修缮兵器。您有发动战争的行动，那么其他小国诸侯的臣子们就会有防御的准备了。这样的话，您就很难很快地在全天下得志了。您如果想很快地在全天下得志，那么做事要有所隐蔽，同时政事要有所寄托。”齐桓公说：“那要怎么做呢？”管仲回答说：“治理内政，把军事命令寄藏在里面。建设高子管治的里，建设国子管治的里，建设您管治的里，把齐国分成三份，用这来建设三军。选择其中贤明的人，让他做里君。每个乡里有军队的编制，卒长负责制度和号令，同时用田猎来进行军事训练，通过田猎成绩进行奖赏和惩罚，那百姓们就会懂得军事了。”齐桓公说：“好。”

        接着，管仲就把五家划分成一轨，每轨设置轨长。十轨成为一里，每里设置有司。四里成为一连，每连设置连长。十连成为一乡，每乡设置良人，用这种编制来传达和施行军事命令。因此，五家成为一轨，五人成为一伍，由轨长率领。十轨成为一里，所以五十人成为一小戎，由里中的有司率领。四里成为一连，所以两百人成为一卒，由连长来率领。十连成为一乡，所以两千人成为旅乡，由良人率领。五乡为一师，所以一万人成为一军，由五乡的统帅来率领。因此三军有中军的鼓，有高子的鼓和国子的鼓。春天田猎叫作蒐，可以整顿军队。秋天的田猎叫狝，可以用来训练士兵。这样，卒伍就在里中整顿，军旅就在郊外整顿。国内的教令已经完成，那么军令就不能再变动了。所以，卒伍里的人，大家会相互保护，家与家会相互亲爱，年少的时候生活在一起，长大后就一起交游，祭祀时相互祝福，发生死丧就相互怜悯，遇到祸患就相互担忧，相处时相互娱乐，劳作时相互协调，哭泣时相互哀悼。因此，他们夜里作战的时候，听到彼此的声音而不会慌乱。在白天的时候，看到彼此就会认出对方。彼此让对方欢喜愉悦的友情足以让他们用生命来捍卫。因此，用他们来防守就很坚固，用他们来作战就会胜利。齐桓公如果有这样的经过规范训练的三万士兵，那就可以称霸天下，去讨伐失去道义的诸侯国，来安定周王朝。到时候，天底下的大国就没有谁能和他抗衡了。

核心内容解读

      《管子》中有重民的思想，许多篇章中都有论述。这里，齐桓公向管仲问道：我想整治政事，待时以会见天下诸侯，可以吗？管子回答：可以。齐桓公又问道：那么先从哪项工作开始做起呢？管子回答说：从爱护民众的工作开始做起。齐桓公接着问道：具体应当怎么做呢？

        管子提出，应当做好以下五个方面的工作。第一，“公修公族，家修家族，使相连以事，相及以禄，则民相亲矣”。即君主应当治理好公族的事情，卿大夫应当治理好家族的事情，彼此以具体事务相互连接，以俸禄相互补助。这样，民众就会相互亲近了。这也就是说，君主和卿大夫们，要首先把自己家族内部的事情治理好，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引导民众，从而营造出团结、和睦的社会氛围。这样，国家也就能够快速发展起来了。第二，“放旧罪，修旧宗，立无后，则民殖矣”。即赦免那些长期关押的罪犯，整治那些已经没落的旧宗族，为无后代者确立继承人。这样，国家的人口也就能够发展起来了。人口的增长，也就意味着劳动力的增长、国力的提升。第三，“省刑罚，薄赋敛，则民富矣”。即减轻民众的负担。这样，民众也就能够逐渐富裕起来了，国家的经济实力、凝聚力也就增强了。第四，“乡建贤士，使教于国，则民有礼矣”。即在各乡选拔、推举贤良之士，让他们向民众传授各种知识，教育、引导民众。这样，民众的行为举止也就合乎各种礼节了。第五，“出令不改，则民正矣”。即朝廷和各级官府发出的政令，一定要贯彻执行，不能随意改动。这样，民众的行为也就端正了，社会也就能够保持有序运行了。以上这些，就是管子提出的“爱民之道”。同时，根据齐桓公的提问，管子还提出了“使民之道”和“安定民心之道”。

      关于“使民之道”，管仲指出：“举财长工，以止民用。陈力尚贤，以劝民知。加刑无苛，以济百姓。行之无私，则足以容众矣。出言必信，则令不穷矣。此使民之道也。”即开拓财源，发展手工业，以满足民众生产生活的需要。采取措施，让民众各方面的能力充分发挥出来。推崇贤才，以勉励民众努力学习，不断增长知识。施行的各种刑罚不能苛刻，以帮助民众改过自新。治理政事，公正无私，这样就能够团结广大民众了。说出的话一定要守信用，这样发出的政令也就能够顺利执行了。

      关于“安定民心之道”，管仲指出：“修旧法，择其善者，举而严用之。慈于民，予无财，宽政役，敬百姓，则国富而民安矣。”即对于旧的法律要进行修订，选择其中合理的严格执行。仁爱民众，救助贫困者，征役宽缓，敬重民众。这样，国家富强，民心也就安定了。

      概而言之，齐桓公与管仲讨论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实现称霸诸侯的政治目标。在管仲看来，要实现这一政治目标，首先要解决好本国民众的问题。为此，他提出了“爱民之道”“使民之道”和“安定民心之道”。这三者归纳起来，可以分为思想层面和实践层面。从思想层面上讲，管子提出要敬重民众、仁爱民众，表明他对于民众在国家发展、稳固中的地位和作用有着深刻的认识。

      做好民众管理工作还不够，还需要做好军事准备。管仲建议“作内政而寄军令”，军队编制与行政编制完全统一，军令即寄寓于政令，可以加强军备而又不见军备之形。管子创建的军政合一的军事制度，可以很好地隐匿自己的军备行为，避免引起大国的连锁反应，为齐国称霸天下赢得时间。

        而且，士兵既为乡邻，大大提升了军队的战斗力，因为“世同居，少同游，故夜战声相闻，足以不乖；昼战目相见，足以相识；其欢欣足以相死”。梁启超对此深感认同，他说“夫兵之所以强，以爱国心为第一义，固无论矣。然常人之情，爱国心恒不如爱乡心、爱亲友心之烈。既已激发其爱国心矣，而复利用其爱乡心、爱亲友心以为之导，则其感发愈速，而收效愈神。曾胡罗李诸公之治湘军，其将校士卒之所以冒百险而不辞，经屡败而不悔者，其发于急公赴义之诚，不过十之一二；而其急父兄师友戚䣊之难者，乃十而八九也。此实深得管子之遗意者也！”

《管子》学习的背景知识

中国传统社会的绅权与皇权（下）

        皇权与绅权的关系，其实就是最高统治者和代表着地主阶级、中产阶级利益的绅士们之间的关系。伴随着社会的发展，尤其是在清朝末年，大量西方启蒙先进思想涌入中国之后，二者的关系也在发生着不断的变化。费孝通先生和胡庆钧先生分别就处在封建社会前期和末期的皇权与绅权的关系，进行了对比分析。

        先说前期，此时的皇权与绅权相互依存，但尊卑有别，这主要还是指在皇权具有至高无上特殊性的时期。从利益角度出发，绅士们当然会誓死捍卫自己所享有的特权，而这份特权的颁布者就是皇帝，只有皇帝手中的权力才能保障他们作为绅士的权力，所以，绅士们不会去改变现有的社会制度，避免自己不劳而获的如意算盘打空，他们愿意成为皇权的爪牙，只要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哪怕伴君如伴虎，也一定要在官场摸爬滚打几年，最后能够顺利告老还乡。

        费孝通用东晋著名诗人陶渊明作为例子，他认可陶渊明的清高和独到的品格。但是，从皇权与绅权这个角度来看，他并不认为陶渊明最后辞官还乡是他清高品格的体现。如果说他真的看不起官职要愤然辞职的话，那为什么不早些辞，而后归隐田园去过他描述的农夫生活，何必非要在做了一系列微不足道的小官、折腾了好些时日之后，才辞官呢？从这个角度来看，“先为官再隐退”和直接奔向田间当农夫，陶渊明更青睐前者。

      为官有风险，这个问题我们之前已经多次谈到，但是能够在独裁的大一统社会里达到“一人为官，鸡犬安宁”的这样一种局面，冒点儿险也值得。传统大家族采用了一种看起来非常团结的方法——全族人合力供给有一个人去求学，参加科举考试，一旦这个人科考成功，谋得一官半职，那整个家族就都有福了。明朝末年著名的思想家顾炎武的家族就是这样做的，为了自身的安全，虽然他从事了一些对抗清朝的秘密工作，但还是把自己的外甥培养出来，去侍奉清廷的皇帝。

        为官这几年要时时刻刻警惕做人，这里就是显示出尊卑的地方来：皇权是独裁专制的，皇权与绅权虽然利益方向一致，但只是雇佣关系，你可以在我的关照下享有特权，但绝对不能得寸进尺，向我挑衅。《红楼梦》中，贾府最后被抄家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因为侄媳妇在宫里收受贿赂，皇帝认为这是藐视了他作为一个皇帝的权力和威严，最终，整个贾府落得家破人亡的下场。

        再说后期，处在封建社会末期的绅权与皇权，主要是指从康熙一直到民国时期，社会产生了一定的矛盾，再加上西方列强的入侵，使皇权岌岌可危，变得不再那么至高无上。绅士们也都不是傻子，面对此情此景，能够最大限度地保存自己的有生力量，搜刮民财，才是正确的选择。但表面上，又不好因为私利跟皇权发生直接冲突，毕竟想要拔除几位地方乡绅，皇权还是可以做得到的。于是，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建立在两者之间用以斡旋的“保甲制度”就再次被请上了历史的舞台。说再次是因为保甲制度最早产生于宋朝，是宰相王安石在变法过程中提出的一种户籍管理制度，以每户家庭为单位，十户人家为一甲，设立甲长，十甲为一保，设立保长。保长作为这种扭曲事物的代表，总是时刻处在两难的境地，因为在他的前后方，分别站立着上级政府和地方绅士。上级政府，是皇权的代表，那么绅士自然就是地方绅权的代表。

        清朝末年，推行民主改革期间，两者总会因为利益冲突而不断产生摩擦，保长就是在这种摩擦中生存、工作的。一方面必须遵循皇权所下达的指令，另一方面也要顾及绅士们的利益。需要注意的是，担任保长的人，大多是资质平平、没有接受过任何教育的农民，绅士们是看不上这个所谓的芝麻官的，胡庆钧先生给保长取了一个十分契合他处境的名字，叫做苦难的儿子。让这种在当时不被尊敬、不受重视的人来推行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政策”，妄图使民主革命成功，这怎么可能？保甲制度成为了封建社会与民主制度斗争的笑话，而保长也成为了皇权与绅权斗争的牺牲品。从大一统社会，天子、士大夫都有权力，分而治理国家，到皇权至高无上，绅士变成了奴才，再到最后封建社会濒临解体，绅权要与皇权在某种程度上分庭抗礼，互相保存有生力量，不知这该是皇权逐渐沦丧的悲哀，还是绅士的一种畸形的“崛起”。

      总结一下皇权与绅权的关系。费孝通和胡庆钧就处在封建社会前期和末期的皇权与绅权的关系进行了对比分析：在前期，皇权与绅权相互依存，但尊卑有别，皇权需要绅权来协助自己治理国家，但不容许绅权向皇权挑衅；而到了后期，社会矛盾的不断出现，尤其是在西方列强入侵之后，皇权的地位受到了更大的动摇，在这种情况下，一种连接皇权与绅权的新群体、新关系就出现了，胡庆钧以保甲制度作为例子，揭示了皇权与绅权的斗争所产生的时代悲剧。

（完）

参考资料

《梁启超评历史人物合集（先秦卷）：孔子传　老子传　管子传》，梁启超，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8年1月

《皇权与绅权》，吴晗、费孝通，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1988年

《管子（全二册）——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李山 轩新丽 译注，中华书局，2019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