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学习第120天《小匡  第二十》第9～14段

原文阅读

        桓公曰：“定民之居，成民之事，奈何？”管子对曰：“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不可使杂处。杂处则其言哤，其事乱。是故圣王之处士必于闲燕，处农必就田野，处工必就官府，处商必就市井。

      “今夫士群萃而州处，闲燕则父与父言义，子与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长者言爱，幼者言弟。旦昔从事于此，以教其子弟，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夫是故士之子常为士。

      “今夫农群萃而州处，审其四时，权节其用，备其械器，比耒耜耞芟。及寒，击稿除田，以待时乃耕。深耕、均种、疾耰，先雨芸耨，以待时雨。时雨既至，挟其枪刈耨镈，以旦暮从事于田野，税衣就功，别苗莠，列疏遬。首戴苎蒲，身服袯襫，沾体涂足，暴其发肤，尽其四支之力，以疾从事于田野。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是故农之子常为农，朴野而不慝，其秀才之能为士者，则足赖也。故以耕则多粟，以仕则多贤，是以圣王敬农戚农。有司见之而不以告，其罪五。有司已于事而竣。

    “今夫工群萃而州处，相良材，审其四时，辨其功苦，权节其用，论比汁材，制断器，尚完利。相语以事，相示以功，相陈以巧，相高以知事。旦昔从事于此，以教其子弟，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夫是故工之子常为工。

    “今夫商群萃而州处，观凶饥，审国变，察其四时而监其乡之货，以知其市之贾。负任担荷，服牛络马，以周四方。料多少，计贵贱，以其所有，易其所无，买贱鬻贵。是以羽旄不求而至，竹箭有余于国，奇怪时来，珍异物聚。旦昔从事于此，以教其子弟。相语以利，相示以时，相陈以知贾。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夫是故商之子常为商。

    “相地而衰其政，则民不移矣。正旅旧，则民不惰。山泽各以其时至，则民不苟。陵陆、丘井、田畴均，则民不憾。无夺民时，则百姓富，牺牲不劳，则牛马育。”

字词注释

[1]石民：如柱脚石的百姓。比喻士、农、工、商是国家的根本。

[2]哤（máng）：语言杂乱，意见不一。

[3]处：处理，安置。闲燕：指安闲、清净的地方。燕，通“宴”。安闲，安乐。

[4]今夫：若是。表示对将来状况的预测。群萃：与“州处”均指聚居。州：聚。

[5]闲燕：平常安乐无事之时 。

[6]弟（tì）：通“悌”。弟对兄的敬爱。

[7]旦昔：早晚。昔，通“夕”。

[8]权节其用：权衡调节生产的用度。

[9]比：比量，斟酌。犹今言“掂对”“掂掇”。耒耜：耕具。耞（jiā）：连枷，拍打谷物使籽粒脱落下来的农具。芟（shān）：割草用的大镰刀。

[10]稿：干草。除：修治，修整。

[11]均种：指间隔均匀、适度地种植。耰（yōu）：播种后翻土、盖土。

[12]芸：通“耘”。除草。

[13]时雨：应时的雨水。

[14]枪：两头尖锐的木棍，可以用作农具。刈：割草用的工具，指镰刀。耨（nòu）：除草用的农具。镈（bó）：古代锄类农具。

[15]税：通“脱”。功：事功，工作。这里指干农活。

[16]莠：泛指杂草。

[17]遬（sù）：通“数”。密，与“疏”相对。

[18]苎蒲：指用苎麻和蒲草编成的斗笠。

[19]袯襫（bó shì）：蓑衣之类的防雨衣。

[20]沾体涂足：身体淋湿，两脚沾满泥土。

[21]暴：同“曝”。晒。

[22]支：同“肢”。

[23]朴野：质朴无华。慝（tè）：奸邪。

[24]秀才：才能优异的人。

[25]戚：亲近。

[26]“有司见之而不以告”三句：有学者言这几句为衍文。亦有学者认为非衍文，《国语·齐语》亦有此数句。有司已于事而竣，此句是说，农官最后向君主荐贤一年的事就完了。有司，负责农事官员。

[27]功苦：制造的器物，精美的称为功，滥恶的称为苦。

[28]论比：选择比较。论，通“抡”。挑选。汁（xié）：协调，调和。

[29]断：通“锻”。锻造。

[30]完利：坚固适用。

[31]陈：述说，这里指交流。

[32]知事：理解掌握工事的规律。指工事理论水平。

[33]凶饥：凶年的饥荒。

[34]监：视察，考察。

[35]贾：同“价”。

[36]服：乘，用。络：套住。

[37]周：周游。

[38]鬻（yù）：卖。

[39]衰：由大到小按照一定的等级递减。政：通“征”。征税。

[40]正旅旧：政事要遵照旧法。正，通“政”。旅，行。

[41]苟：苟且，随便。

[42]陵陆：山陵与平地。丘井：山丘，土山。田畴：田地。这里代表土壤肥沃的土地。

[43]憾：怨恨。

[44]牺牲不劳：不夺取占用祭祀用的祭品。牺牲，供祭祀用的纯色完整牲畜。劳，通“捞”。掠夺，夺取。

译文参考

        齐桓公说：“安定百姓们的居住，成就百姓们自己的功业，这要怎么做呢？”管子回答说：“士、农、工、商四种百姓，他们是国家的基础，不能让他们杂居在一起。如果杂居在一起，那么他们的交谈就会混杂，他们的功业也会混乱了。因此，圣明的君王安排士的居处时一定会选安闲、清净的地方，一定会把农民安排在田野附近，把工匠安排在官府附近，把商人安排在市场附近。

      “若是让士聚居在一个地区，在闲暇时，做父亲的会一起谈论道义，做儿子的人会一起谈论孝道，侍奉君主的人会一起谈论恭敬，年长的人会谈论对晚辈的爱护，年幼的就会谈论敬爱兄长。他们早晚都做着这些事，以此来教育他们的子弟，子弟们从小就学习了这些道义，他们就会在这领域里安心，不会见异思迁了。因此，父亲和兄长的教导不用很严厉也能成功，子弟们不用很费力就学会了。所以，士的子弟就一直是士。

    “让农民聚居在一个地区，他们会一起观察四季的变化，权衡调节生产的用度，准备农具，掂对着准备耒、耜、耞、芟等。到了寒冷的时候，他们会清除干草修整田地，农时到了就开始耕种。耕地耕得深，下种均匀，覆种很快，抢在下雨前除完草，然后等待及时雨的到来。当及时雨已经来了，就会带上各种农具，从早到晚都在田地中劳作，他们脱掉衣服干活，仔细分辨禾苗和野草，禾苗排列得疏密得当。下雨的时候，头上戴着斗笠，身上穿着蓑衣，全身都浸湿了，两脚沾满了泥土；晴天的时候皮肤曝晒在阳光下，竭尽全身的力量，在田地里快速而紧张地工作着。农民的子弟们从小就学习了这些技能，他们在农作上会感到安心，就不会见异思迁了。因此，父亲和兄长的教导不用很严厉也能成功，子弟们不用很费力就学会了。因此，农民的子弟就一直是农民，品质质朴纯真而没有奸邪，而且其中才能优异而能成为士的，也是值得信赖的。所以农民从事耕种的话，食物就丰足；做官的也大多是贤人，因此圣明的君王敬重农民、亲近农民。有关官员见农夫中的贤者不推荐，其罪有五条。有关人员把这事做完，一年工作才算完工。

    “让工匠们聚居在一个地区，他们会考察良好的材料，观察四季的变化，分辨产品的精美和滥恶，权衡调节生产的用度，挑选比较和协调材料，制造器具，追求坚固适用。他们相互谈论工事，相互展示成品，相互交流工艺技巧，相互提高工事理论水平。他们从早到晚都在从事手工，来教导他们的子弟，那么子弟们从小就学习了这些技能，他们在工事上会感到安心，就不会见异思迁了。因此，父亲和兄长的教导不用很严厉也能成功，子弟们不用很费力就学会了。所以，工匠的子弟就一直是工匠。

    “让商人聚居在一个地方，他们会考察凶年的饥荒，审视国家政策的变动，观察四季的变化而时刻关注地方的货物，通过这些来掌握市场的价格。商人们背着、挑着货物，赶着牛、驾着马，在四方到处游走。他们事先预测某地货物的多少，计算它们的贵贱，用自己拥有的货物来交换别人没有的，低价买进来再高价卖出去。因此，像雉羽和牦牛尾这样贵重的物品不用亲自求取自己就会来，竹箭这种产品在国内还会有剩余的，奇怪和珍异的货物时常出现，并聚集在一起。他们从早到晚都在从事买卖，来教导他们的子弟。他们相互谈论利益，相互提醒时机，相互交流从而知道怎么做生意。商人子弟们从小就学习了这些技能，他们在商业上会感到安心，就不会见异思迁了。因此，父亲和兄长的教导不用很严厉也能成功，子弟们不用很费力就学会了。所以，商人的子弟就一直是商人。

    “国家要根据土地的情况来相应征收赋税，那么民众就不会轻易流动。政事遵循旧法，那百姓就不会懈怠。山林和水泽按照时节开发，那百姓就不会苟且随便。山陵、平地等各种类型的土地均衡地分配，那百姓心中就没有怨恨。不占用劳动的时节，那百姓就会富足；不私自夺取占用给神灵的祭品，那牛马就能得到佑护而繁殖。”

核心内容解读

      这几段内容详细地讲述了如何“定民之居，成民之事”，让百姓“安居乐业”。文中，管仲建议，根据士、农、工、商“四民”的特点让他们分类居住，将士人安排在清静之处，把工匠安排在官府附近，把商人安排在集市边上，把农民安排在田野之旁。这样士人空闲时可以聚集在一起谈礼义、论孝道，士人之子从小耳濡目染，思想安定，代代相传；同理，让那些工匠聚集而居方便他们谈论工作，交流技艺，展示成果，工匠之子受到熏陶，可以子承父业；商人聚集在一起居住，便于谈论生财之道，展示经营手段，商人子弟无须费力就能掌握经商之道，可以世代为商；农民聚集在一起，根据不同季节，准备农事用具，农人之子从小受到影响，将安于农事，不会见异思迁。

      上文已经谈到，管仲把全国划分为二十一个乡：工匠和商人占六个，士人和农民占十五个，并设专员管理。管仲的这种思想在现代眼光看来，颇有阶层决定论的色彩，会导致阶层固化，然而，当时的齐国民生凋敝、百废待兴，管仲的这一举措能够有效地稳定民心，恢复生产。

        与“定民之居，成民之事”相应的是税收改革，管仲制定的税收改革政策中，很重要的一项是“相地而衰征”，就是按照土地的肥瘠程度，因“地”而异来征税，这样做保证了赋税的公平、公正，因而深得民心，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土地的使用效率，让农民安居乐业，有效地发展了农业。

      从社会稳定角度来看，这种基层社会结构的变动必然意味着伤筋动骨的拆迁和重新安置，而被政府折腾的国都地区的民众又看不到什么立竿见影的利益，这就很容易引发民众不满，造成国都地区社会动荡。《韩非子·南面》里提到，管仲刚开始治理齐国的时候，齐桓公为管仲配备了全副武装的战车来防备民众闹事。

        从社会转型角度来看，管仲在“参（叁）其国而伍其鄙”的整体框架下推进“定民之居，成民之事”，必然要打破齐国境内自远古以来根据血缘宗族聚居为基础的旧乡里制度，而代之以地缘为基础的乡里制度。齐国很可能是中国最早实行地缘性基层乡里制度的国家。

《管子》学习的背景知识

春秋时期常备军的兵源

      西周以来，国家常备军的兵源，主要来自“国人”。他们只服兵役，在经济上所受的剥削比“庶人”轻。但进入春秋后，战争、盟会以及演习等军事活动大为增加，不仅造成大批人员伤亡，而且经常影响国人耕种。服兵役还要自备军服、口粮和马草等军需物资，就更使国人无法承受这种沉重的负担。特别是各国都普遍建立了常备军，大量国人长期在营服役，更造成国人的贫困和流亡，这势必削弱了军事实力。

      各国统治者为维护和扩大自己的军队，增强战斗力，提高应变力，使军队能迅速集中和迅速补充，遂不得不采取措施，对政治、经济、军事进行改革。首先是齐桓公采纳管仲的建议，把国人中适于服兵役的武士，单独划为一个阶层，与工人、商人分区居住，不准迁徙，专服兵役，世代相传。这就保证了有充足固定的兵源。

      同时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和征税制度的改变——在公田集体耕作变为在份田个体耕作，对集体的劳役征税变为对个体的实物征税，使庶人逐渐转化为农民，国野的区别渐趋消失，于是兵役制度也就扩大到农民中来。晋国在前645年的“作州兵”，鲁国在前590年的“作丘赋”，以及楚国在前548年的“使庀赋、数甲兵”等，都属于这种性质。将扩大兵源与增加税收统一起来，以加强国家的军事实力和战争潜力。

      在鄙野的农民中实行兵役法，和常备军有所不同，基本上仍然是西周的民兵制：农民平时在家生产，有战争时，根据需要征集一定数额的农民入伍，编入军队，随常备军出征作战，战争结束后解甲归田。直到战国，都是实行这种常备军制与民兵制相结合的军事体制。

参考资料

《称霸：春秋国际新秩序的建立（下册）》，刘勋，中华书局，2019年8月

《中国战争史第一卷：上古至秦汉 》，田昭林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9年2月

《管子（全二册）——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李山 轩新丽 译注，中华书局，2019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