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本周课余任务略显繁忙，加之借书时间稍晚，故未能阅读完整本书目。今主要针对《冰点》的第一篇报道《北京最后的粪坑》以及作者李大同相关采访资料谈谈自己的感受。
阅读之初，是书封上的一段话引起了我的阅读兴趣，这段话写到“我们报道，我们记录，不是因为我们是一些好事之徒。仅仅因为，这是我们，对国家、对历史、对未来，应该承担的一份责任。”带着对此的好奇，我便展开了阅读。
首先谈谈《冰点》，《冰点》是中国青年报1995年开办的一个专题特写版。“更多地关注普通人的生存状态和想法”，首次将普通百姓的生活作为中央媒介新闻着力表现的对象，引起读者热烈的反响。其后，《冰点》创出一条通过对普通人生活细腻、生动的描述为基点，全面深刻地反映社会现实与变迁、讴歌真善美、抨击假丑恶的办刊新路。
而作者李大同先生便是《冰点》的创办者及主编。1994年底，李大同受命创办一个新的专题版。1995年1月，这个被他起名为《冰点》的专题特写版问世。《冰点》开篇“北京最后的粪桶”，首次将普通百姓的生活作为中央媒介新闻着力表现的对象，引起读者热烈的反响。
在《冰点故事》一书中，李大同先生回顾了创办《冰点》的10年历程:最初是平民的故事,像北京城最后几个背粪桶的工人，湖南十万大山里含辛茹苦供养孩子上学的五叔五婶，生活在中国社会底层的美军飞虎队烈遗...随后便开始报道，像大专辩论赛的是与非、语文教育的困惑、电影《拯救大兵瑞恩》引发的道德拷问等新闻事件。最终刺痛社会的敏感神经，将人们畏首畏尾的思想盲点推至时代的风口浪尖，无情的戳穿了社会的阴暗面。实现了从反思"社会普遍问题 ”逐渐过渡到直击社会新闻事件，最终《冰点》完成了“由软到硬”的转型。
《冰点》专栏创刊号文章《最后的粪桶》，以了解返城知青生活状态为大背景讲述了北京返城知青掏粪工人的生存状态，报道真切地表现了为都市喧嚣与冷漠所遮蔽的善良情怀，以及他们的自尊与敬业精神。
在该篇一炮打响之后，作者李大同接受采访时总结道:“它不是在写什么先进人物，甚至也没有经典的新闻价值，而只是将普通人的生活、情感、命运，尽量原生态地搬到报纸上来。我只是本能地觉得，他们的命运是我想了解的。”
李大同直言，他从一开始就在直觉的驱动下，走了一条“不断逼向真实”的道路。如果一个稿子让他感到不真实，他就会给它打分很低。为了“真实”，他“像猎狗-样寻觅着通幽小径”。报道的手法可以是记者调查，可以是访谈辩论，甚至可以是亲历者口述。在《冰点》报道中，这些亲历者可以是钢琴教师、老兵、留学生、牙医、报社记.....这些普普通通的亲历者，用唠家常的语气诉说着发生在大家身边的故事。这些故事不是一地鸡毛，它们是变迁中的中国社会的剪影。
尽管李大同先生不断续写着许许多多社会上普通人的人生，但他从不认为自己具有平民的视角，正相反，他认为他关注的还是“不普通”这三个字。他认为“不普通”才是新闻价值的基础。
因此在我看来，《冰点故事》不仅仅是一个新闻工作者记录的故事集，更重要的是，它蕴含着一种新闻工作者的责任和担当。
记得书中有一段话让我阅读到时觉得异常残酷:“不幸历史本质上是留给大人物的，这的确很不公平。对一篇新闻报道而言，你只能选择最重要的部分来写。将来如果你写报告文学的鸿篇巨制，可以把他们写进去，不过人们仍然不会记住他们。”
他曾说道:“在我看来，新闻的最高使命，绝不是“记录”下来一点什么， 以后供个把历史学家来做资料。恰恰相反，新闻如果不能影响“今天”,那才是失职和对我们职业天条的亵渎。新闻的使命在于“影响”当代，而不是“记录”当代，这完全是由新闻的基本特征所决定的。这个基本特征就是---“新闻只有一天的生命力！”新闻报道的真正内涵，往往不在报道之内，而在于报道之外。这段话就算在今日读来，仍觉得振聋发聩。
《冰点》由“软”到“硬”的转变，也正是李大同先生对新闻工作者身份定位的转变。此时我才明白书封那段话其中的深刻寓意“我们报道，我们记录，仅仅是因为，这是我们对公众、对国家、对历史、对未来，应该承担的一份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