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打了4通电话过来，手机在值班房充着电，倒不是工作有多认真，只是午休的时候把电玩完了，下班的时候是6点10分，看到4个未接电话还是有点慌，因为母亲大人上个月刚行膝关节置换术。
给母亲回完电话，同事也陆陆续续走干净了，我在茶水间喝了一杯水，不知道是什么排空机制，眼泪再也忍不住哗哗直流，我已经不惑之年了。
母亲说，“刚才村干部来家里要你的身份证号码，正式把你确定为乡贤了？”
当时我的眼泪就止不住了，对母亲说，“我这么普通，怎么可能是乡贤呢？”
母亲说：“我也是这么跟他们说，可是他们跑了好几趟了，说在三甲医院工作的都算乡贤。”
挂了电话，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身份证发给了母亲，同时发过去的还有那些虚头巴脑的所谓头衔，生怕村干部临时反悔了。发完短信，我一个人静静地坐在凳子上，我曾经无数次埋怨这种24小时不得安宁的工作，分配极度不合理的奖金，拿根鸡毛当令箭的行政人员。我和领导吵过架，和同事动过手，还收过患者送来的各种投诉。但是在这一刻，每一张桌椅，都可爱的像个长腿美妞，每一个显示器，都像个敦厚的国字脸，每一个听诊器都像是梦中情人的麻花辫，我不知道该感谢谁，从农村出来的孩子，封建余毒还没有肃清，再多的荣誉证书，锦旗，表扬信都比不上“乡贤”。
我们那个2000人不到的小村子，有亿万富翁，有局级干部，还有两个候补院士，我又何德何能和他们一起陈列在小学操场的公告栏里，我慌张得不知所以，怎么办？我擦干眼泪，沾了单位的光，可不能拆单位的台呀？
我推起病历车，打算独自把组里的病人再查一次房，算是以实际行动做一次微不足道的感恩吧？14床的小孩，今天出去做人像信息采集，得去看看回来没有，这小鬼腰板厚，明天预约了麻醉科的大咖来做腰穿，得确认一下约好了没有。隔壁床的老太太明天出院了，也不知道康复医院联系好了没有。下肢脓肿的22床，皮温很高，再去把病史问一遍，有没有接触海水和生食海鲜，是不是有创伤弧菌感染的可能，该切开引流就尽早切开，这么年轻，可不能拖到截肢。6床菌血症还没有找到原发灶，把影像检查结果再调出来，仔仔细细再找一遍，几个抗生素要升级的患者，再看一次大病历，再看看有没有禁忌症……
忙完了这一切，天终于黑了，错过了一次看台风天晚霞的机会，没事的，打开朋友圈都可以看到，肚子饿了，去肯德基啃个汉堡吧，年纪轻轻，就达到了人生的巅峰，接下来除了结束余生，我实在想不到其他更有意义的事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