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江大桥通车的前一夜，陈渔在轮渡码头捡到了阮眠。十五岁的少年蜷在生锈的缆桩后面，校服袖口磨出毛边，像只被雨淋透又拒绝救助的幼兽。
“等船？”陈渔把热豆浆递过去。
“等它停运。”阮眠盯着对岸的灯火，“停了，就不用每天过江看爸妈吵架。”
那是2007年，陈渔二十六岁，在渡轮上当水手，看惯了江上聚散。但他把阮眠带回了船员休息室，用柴油炉煮了碗加蛋的泡面。热气蒸腾中，少年突然说：“你手上好多疤。”
“缆绳咬的。”陈渔展示掌心的茧，“每道疤都记得一次风浪。”
从此阮眠成了渡轮的影子乘客。陈渔教他认航标灯的颜色，教他在汽笛声里分辨不同船型的发动机频率，教他把心事折成纸船放进江里——“江水能带走一切，包括你觉得自己撑不过今晚的念头。”说这话时，陈渔正给阮眠处理膝盖的摔伤，碘伏棉签在伤口周围画着圈，像某种温柔的法事。
三年间，阮眠从阴郁少年长成会说笑的大学生。他在渡轮甲板上背英语单词，在陈渔的休息室里煮第一次成功的红烧肉，甚至在某个暴雨夜，对着翻涌的江水大喊：“我会考上律师！让所有离异家庭的孩子不用自己过江！”
陈渔总是安静地听，偶尔点头。他的存在像江心的航标灯，不移动，只是亮着。
转折发生在阮眠拿到律师证那天。他在渡轮二层餐厅摆了桌菜，掏出一份拟好的合同：“渔哥，我们一起开航运公司。你当船长，我管法务。”
陈渔正在剥盐水花生，花生壳在指尖发出清脆的碎裂声。他推回合同：“我只能送到这儿了。”
阮眠这才注意到，二十六岁认识时就在的渡轮，其实从未载陈渔去过对岸。他永远在船舱这头迎接，那头送别，自己的活动范围不超过驾驶室到餐厅的五十米。有次台风停航，阮眠去他江边的宿舍，发现所有窗户都封着木板——不是防台风，是常年如此。
“你怕水？”阮眠不可置信。
“我是摆渡人。”陈渔笑了笑，眼角皱纹像波纹，“摆渡人自己不过河。”
真相在三年后阮眠的婚礼上浮出水面。陈渔没出席，只寄来艘手工木船模型。船底刻着小字：“1998年7月，客轮‘江安号’倾覆，幸存者一名。”那是长江航运史上最惨痛的事故之一，阮眠查档案时手在抖——陈渔的父母和未婚妻都在船上。救援记录显示，当时十九岁的陈渔坚持参与了七天打捞，直到找到所有亲人的遗体。
婚礼第二天，阮眠冲到即将拆除的旧码头。陈渔正在拆卸航标灯，动作像在给老友卸甲。
“你早就知道幸福的样子，”阮眠声音发颤，“为什么不肯过来？”
陈渔举起航标灯，玻璃罩里的钨丝已经发黑：“灯要是上岸，就照不亮夜航的船了。”
那天他们坐在废弃的趸船上，看新大桥车流如织。阮眠说起新婚妻子的笑，说起正在装修的律所，说起所有明亮烫手的未来。陈渔安静地听，偶尔往江里扔小石子，每颗都精准落在他当年折的纸船曾漂过的位置。
最后阮眠哭了。他说渔哥我拉不动你。陈渔拍拍他肩膀，力度和十年前教他认航标灯时一样：“你要的从来不是我陪你上岸，而是你知道，无论你在对岸过得怎样，江这边永远有盏灯。”
旧渡轮彻底停运那日，阮眠站在新买的办公室落地窗前。从这里能看见整条江，以及江边那个小小的、即将改建的码头。他忽然明白了：有些人天生是摆渡的命。他们不是不相信彼岸的光，只是太熟悉浪涛的纹理，熟悉到把自己活成了此岸本身。
手机震动，陈渔发来照片——他在码头旧址开了家小卖部，招牌是航标灯的造型。附言：“灯还在，换种亮法。”
窗外夕阳把江面染成金箔色，阮眠想起十五岁那碗泡面蒸腾的热气。原来最深的友谊，是有人甘愿成为你人生地图上永不移动的坐标，哪怕这意味着，他永远停在故事的开头，目送你走向他早已无法抵达的远方。
而此刻江风穿城而过，带着水腥气和远方的讯息。阮眠知道，那盏灯会一直亮下去，在每一个需要辨认方向的黑夜里，温柔地、固执地，为他闪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