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记忆里，姨夫在一个乡村初中任历史老师，也是这个学校仅有的几个公办老师之一，他总是头上戴着一顶深蓝色的鸭舌帽，鼻梁上架着一副纹路很深的近视眼镜，一个标准的老学究模样。
大姨是个普普通通的农民，平常话语不多，嘴快心善，说起话来却是干净利落，从不拖泥带水。她平常在家里操持家务，经管田里的庄稼，学校放学以后或者遇到周末，姨夫也经常换上耐脏的衣服和姨妈一起下地干活，全然没有了很多人心目中老师清高的样子。
姨夫和大姨，结婚几十年，养育了四个女儿和两个儿子，他们吃苦肯干，家境还算殷实，夫妻俩总是形影不离，尤其是姨夫，还是挺粘人的呢，大多数人家都是夫唱妇随，但他俩却一直走在妇唱夫随的路上，行稳致远，几十年如一日，即使到了年逾古稀也不曾改变，人们常常可以看见他们一起在地里干活，一起去赶集，一起走亲戚的熟悉身影。
每年正月初二，按照我们当地回娘家的习俗，我们和姨父两家人都要去外公家里走亲戚。我家在外公家的东边，需要先上一个长坡再翻过一个土梁，还要走一里地才能到达这里，姨夫家在外公家的西南方向，要从这里沿着一条县道一直往南走，走到那个部队团部的门口，再向西跨过赤水河就到了。外公家则恰好处在两家的中间，距离镇上最近，只有几百米的距离，按照约定俗成的规矩，每年的这一天我们两家人都提着沉沉的装满年馍的竹笼，不约而同地从不同的方向向外公家里汇聚。
记得那时候，在舅舅家吃完午饭以后，两家十几个大人小孩围在一张大圆桌上，一边嗑着瓜子，一边天南地北地神聊，把一年到头的思念和想说却没能说上的话，趁此机会当面唠一唠，感觉特别的亲切。外公不在以后，姨夫是这里面年龄最长的，比我的父母亲也要大个六七岁，德高望重，大家对他都非常敬重，他是坐在这个桌子边上唯一的文化人，见多识广，在这个地方成了当然的主角，聊着聊着，大家都成了他的忠实听众，慢慢地这儿仿佛变成了姨夫上课的讲台。
讲历史上的趣闻轶事，是姨夫最拿手的看家本领，这也是很多历史老师的传统强项，在这样的场合，他当然也会大显身手。那时他大约五十多岁，底气很足，声音洪亮，他一旦开了讲，总能滔滔不绝地讲一个多小时，讲的时候总是绘声绘色，悬念迭出，让那些历史人物的形象在我们的脑子里顿时鲜活了起来，变得栩栩如生。
他偶尔也会夹叙夹议，还不失时机地讲一些自己对这些历史人物的看法，常常不由自主地联系到当下村子里形形色色的人和事，似乎他们和他们的故事在他们村子里得到了复制，不知不觉间把历史和现实融合在了一起。他总说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昨天是今天的历史，不由让人想象着这些村子里的故事未来会有怎样的结局。
这时候大人们有的抽着烟，有的嗑着瓜子，个个凝神屏气，竖着耳朵饶有趣味地听着，唯独大姨一个人远远地坐在一个椅子上，对此不屑一顾，感觉不那么新鲜，低着头眼睛盯着手里的活计，手指娴熟地拨弄着棒针和毛线，穿来插去地织着她手里给孙子的毛衣，实际上他讲的那些在家里她已经听了不知多少遍，耳朵早听得起了茧子了。
在姨夫退休后没多久，我父亲因病英年早逝，家里的生活顿时变得举步维艰，母亲成了姨夫大姨心中时时刻刻的牵挂，她比他们年龄小，在他们的嘴里始终把我母亲亲切地称着娃，呵护有加。
每次他们来镇上赶集，姨夫他们都会给母亲买几件新衣服，手里提着一大堆好吃的东西，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满街寻找母亲的身影，找到以后总是关切地嘘寒问暖，无微不至地问她的近况，问家里遇到了什么困难，还有什么事情需要帮助，一旦发现母亲遇到不开心的事，他们总是很不放心，千方百计耐心地予以疏导。当他们要离开的时候，姨夫硬是把早已准备好的钱塞到了母亲的手里，要她好好地保重身体，有啥难事赶紧给他打招呼。
每隔一段时间，姨夫就跟大姨不停地念叨，娃这段时间不知过得咋样，会不会遇到什么坎，他们知道一个女人带着一大家子是多么地艰难，非要让表哥骑着车子把母亲接到他们家住上一阵子，做一些好吃的，给母亲调理调理身体，从心理上给她鼓劲打气，让她树立生活的信心，激励她战胜困难的勇气，让母亲非常地感动。正是在姨夫他们不遗余力地帮助下，我们那个风雨飘摇的家一次次度过了一道道坎，步入了正轨，开始焕发了生机，我们也一个个长大成人，成家立业。
姨夫是个很有趣的人，他喜欢思考，常常提出一些与一般人想法不同的新奇的观点，有时也很固执，不管别人怎么想，总会不失时机地表达出来。正是由于这一点，我家的那几个十来岁的小侄子很惧怕他，不光因为他是个老学究，不善于和孩子们一起玩，而是因为姨夫在聊天的过程中，总是有意无意地说到有关学生们的事情，稍不注意就伤到了他们脆弱的自尊心。
有一年，又是在外公家，他一直在看着这几个跟着大人来走亲戚的小孩说，好学生过年时一般都不怎么出门的，他以前教的那个学生是如何的优秀，人家在假期里就已经把下一学期的课程都自学完了。然后他那严肃地目光穿过厚厚的镜片，直勾勾地看着小侄子们，嘴里自言自语地念叨着说，谁还像你们一样把出门走亲戚当成了正事，一边说一边左右摇晃着脑袋，显得不可思议难以理解的样子。
这一席话，说的几个哥哥嫂子赶忙点头称是，却面露难色，说得小侄子们个个面红耳赤，无地自容。这个时候，大姨迅速地瞟过来一个白眼，姨夫立即憨笑两声，收住了嘴，不再言语，小侄子们则捂着嘴偷偷地笑，感恩有人帮他们解了围。
姨夫退休后，还有了一个爱好，就是特别喜欢收藏书画。有一年他在村子里一个收破烂的那里，无意中看到了左宗棠的一幅字画，如获至宝，果断地以高于收购价十倍的价格把它买了下来，把收破烂的人惊出了一脸的诧异，没想到自己竟然赚了个大便宜。
他拿回家后，仔细研究了好久，认为是正品无疑，心里美滋滋的，然后小心翼翼地把它卷起来，中间用绳子系好，放在一个柜子里锁了起来，就连大姨也不允许随便打开。而他自己每隔一段时间，就郑重其事地把他拿出来铺在书桌上，细细地品味一番，再意犹未尽地收起来，然后轻轻地放了回去。看着他那副神态，大姨投去了疑惑的目光，嘴里说着，看你把它精贵的，那能值几个钱能当饭吃？而他听到后，还是那样习惯性地左右摇着脑袋，憨憨地笑着说，给你说你也不懂。
姨夫家住在赤水河边，刚退休那几年，他身体还很硬朗，和大姨一起在河滩地里刨出了一块水田，专门用来种莲藕。每年三四月份的时候，他们先是在土壤里施加好基肥，然后将藕芽完整的藕种，种植到藕田里，在莲藕生长期间，他每天都要到地里转一转看一看，要么除除杂草，要么追加肥料，看到它长势喜人，整天心里乐呵呵的。到了十一月，姨夫和大姨就开始忙活起来，喜滋滋地开始收获成熟的莲藕，整天手持铁锹在水地里挖，身上弄得像个泥人一样。
莲藕作为逢年过节餐桌上必不可少的菜品，可以清炒、熬汤、凉拌，做法多样，口感香脆，深得人们的喜爱。姨夫曾多次说过，他们俩种莲藕，既不是仅仅为了留下给自个吃，也不是为了拿到集市上换几个钱来补充家用，而是要把它送给一家一家的亲戚，他把它看成了联系亲情的纽带。莲藕收回来以后，大姨把它们分成了一堆一堆的，姨夫接着把它用塑料绳子绑得结结实实的，一有空就给亲戚们挨家挨户地送。那时人们出行的主要方式还是靠步行，背着十几斤的莲藕走十几里路，那还是相当的不容易。
尽管每年越来越接近年关的时候，莲藕的市场价格一步步攀升，如果把这些莲藕拿到市场上去卖，一定会卖个好价钱，村子里很多人对他的做法很是不解，但姨夫也从来不为所动，说他不挣那个钱。每当我看到很多人家都要到镇上忍痛买下高价的莲藕，而我家总能不花一分一文，却年复一年地享受着姨夫他们送来的清脆可口的莲藕，心里觉得暖暖的，不由得在心底里对姨夫他们怀着由衷的感恩，充满了深深的敬意。
姨夫和大姨，前几年因年老体弱，卧病在床，当我们前去探望时，姨夫还艰难地说到，我们老了，给你们送不了莲藕了，听了让人瞬间泪目，一个已经病重的老人，这个时候心里还想着别人，这是怀有怎样的一种深厚的情感和宽广的胸怀啊。
不久后两位老人相继离世，让人悲痛不已。他们正直、勤劳、善良的形象，一直深深地扎在了母亲和我的脑海里，不曾忘记，不曾模糊，永远那么清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