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前夕，已经多年没有收到私人平信的我，突然收到20多年前工作过的县邮政局转来的一封平信。

这封平信收信人地址栏写的还是20多年前我曾经工作过的县邮电局，可能是县邮政部门的老同事知道我现在的工作单位，就把信直接转过来了。

寄信人的地址写的是星城燕子窝23号，一个陌生而又似曾熟悉的地址。是谁给我寄来的信呢？

我迫不及待拆开信封，发现是一张A4打印纸打印的信。

信中说，我是你邮校王天诚老师的儿子。我父亲今年3月因病逝世。父亲临终前留下遗言，让我把生前你寄给他的邮票和信封等全部退还给你。

请你收到此信一定与我联系，帮助我完成父亲的遗愿，不胜感谢！信末还留有联系电话和地址。落款的写信人是王小诚。

按照信上提供的电话号码，我拨通了王小诚的电话，我告诉他来信收到，对王老师的逝世表示哀悼，遗憾的事当时没有及时得到老师去世的信息，没能前往悼念。

并说，那些邮票是我作为王老师的学生在三四十年前随信寄给老师的，是方便老师给我回信用的，不应退还了，要他收着或处理。

王小诚执意不肯，他说这是父亲的遗愿。他现在也60多岁了，身体状也不很好，希望自己能在有生之年完成父亲的遗愿，并请求我配合，帮助他尽快完成他父亲的遗愿。

在王大哥的一再要求下，我和他约定清明假期我将前往星城。

王天诚老师是我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上邮校时的一位专业课老师。那时他已50多岁了，刚刚落实政策恢复工作不久。

他待我们同学像自己的子女一样好，学习上要求很严，生活上特别关心，遇到同学有困难，总会想方设法尽力帮助，同学们都喜欢这样一位严父慈母型的老师。

一次他听同学说我家庭经济困难，为省邮费，一个学期只给家里写一封信。第二天下课后便把我叫到他办公室，向我询问了家里的一些情况，然后从办公桌的抽屉里拿出一版20张8分的邮票给我，嘱咐我以后有空常写信与家人联系，少让父母操心。

我当时感动得不知如何是好，只是不停地点头，口中不停地说谢谢，流着热泪离开王老师的办公室。毕业后尽管我改行未从事所学专业，但一直与王老师保持书信联系10余年。

我从同学那里打听到王老师爱好集邮，我刚好分配在邮局工作，经常能买到纪念邮票，所以每次新邮票出来，我总会买些留下，等到给王老师写信时就随信夹寄几张寄给王老师。

那时虽然集邮是热门，纪念邮票是走俏商品，我能买到的也很有限，但我能买到的邮票几乎全部寄给了王老师。

王老师曾多次写信要求我不要再寄邮票给他，我才减少寄邮票的数量和频次，但只要听说是走俏的好邮票我一定会买些保存下来，在给王老师写信时再寄出一些。

九十年代初，由于王老师的住宅拆迁、接着我工作调动，与王老师失去联系了，我才终止了给王老师写信和寄邮票。

后来虽然也购买了一些邮票，但由于寄出给王老师的信件频频退回，只好把购买到的邮票积累起来，想以后与王老师联系上了，再一次寄或送给他。那时心中念念不忘王老师的师恩师德。

后来，我曾多次到星城出差或向同学和其他老师打听王老师的联系方式都未果，只听说王老师退休后来得了一场大病，卧床不起。

清明节，我如约来到与王小诚大哥约定的见面地点，王大哥在一阵客套寒暄之后，交给我一个特制的邮册，里面全是我当年在信封里夹寄给王老师的邮票，以及我每次寄给王老师贴有纪念或特种邮票的信封，还有一份详细的邮票清单。

清单是王老师亲笔写的，上面记载了我每次寄给他邮票的时间、邮票名称、数量和金额，累计起来票面价值300多元。

那些邮票都是当年发行的纪念邮票或特种邮票，现在都成了稀缺品，价值有的已经涨了上百倍。据王大哥透露，他父亲临终前曾告诉他，这本邮册的邮票的市场价值已达数万元，在他去世以后一定要千方百计找到我，并亲手将所有邮票如数交还给我。

从与王大哥的交谈中我得知，九十年代初他们家房子拆迁后原地建了高层住宅楼，几年后他们一家又搬回新建的高楼居住，我寄给王老师的信，是因为王老师知道里面有邮票，特意退回的。

面对突如其来这么厚重的礼物，我起初坚决不肯收下，与王大哥僵持了近一个小时，最后还是王大哥将了我的军：

既然你说与我父亲有忘年之交，为何我父亲的一个遗愿也是唯一的遗愿，而你又是唯一能帮助我实现遗愿的人，你都不帮我，谁还能帮我呢？

我无奈之下含着热泪从王大哥手中接下这沉甸甸的邮册，并向王大哥提出要去王老师墓地给王老师扫墓的请求，王大哥也满足了我的要求。我买上一束康乃馨放在王老师的墓碑前，并给他磕头作揖，以感谢王老师的大恩大德。